第18节（第3/4页）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她和他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他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枝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我母亲抄写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点钟这段时间。九点钟，卫兵小赵会送她回家。走下楼梯，经过李师长的会客厅时，我母亲总是被李师长邀请进去坐一会儿。李师长在这样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军大衣，下摆晃荡晃荡气派很大。我母亲这天晚上坐得长了些，因为李师长提到了鲁迅。两个人没谈几句就谈不下去了。话题便很自然地转到我母亲所受的教育上。我母亲把自己的家庭讲得极像一个家学底子厚实的乡镇文豪。

李师长边听边轻轻点头，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这样两个人就聊远了。聊到十点多，楼下传来粗声粗气的对骂，李师长才猛一醒，然后拿出怀表看了看。他见我母亲从沙发上起身，一副告辞姿态就说：今天晚上他们下起棋来了。这一下还不知下到几点，你不如再坐坐。

我母亲听懂了李师长的话。他的意思是，这一幢楼里的另外两套公寓住着他的两名下属，她要下楼，必须从他们门前经过。他们已经对他和她注意起来，常常对他不怀好意地笑。他不愿他们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们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