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4/11页）

采访者

你的家人对你这个决定满意吗？

帕慕克

我母亲觉得失望。我父亲多少更能理解我。因为他在年轻时想当诗人，还把瓦莱里的诗翻译成土耳其文，但是他身属上层阶级，那个圈子对他的嘲笑使他放弃了这一追求。

采访者

你的家人接受你做画家，而不是小说家？

帕慕克

是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不会成为全职画家。从事土木工程业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我爷爷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在修铁路时挣了很多钱。我的叔伯们和父亲耗光了家财，但他们都上了同一所工程学校，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他们期待我也去那里上学。我说，好吧，我去。但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艺术家，所以大家认为我会成为一位建筑师。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满意这个解决办法，于是我去了那所大学。但是，我在那所建筑学院读到一半时突然放弃了绘画，开始写起小说来。

采访者

你决定放弃绘画时，是否脑中已经有了第一本小说的初步构思？这是你那样做的原因吗？

帕慕克

从我的记忆来看，我想成为作家是在我知道要写什么内容之前的事。事实上，在正式开始写作之前，我已经开了两三次头。我现在还留着那些笔记。六个月之后，我开始了写小说的大计划，最后这部小说出版了，书名是《杰夫代特先生》。

采访者

这部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语。

帕慕克

这部作品像《福赛特世家》（Forsyte Saga）或者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本质上是一部家族小说。小说刚写完不久，我就后悔自己写了这么过时的东西。它是一部很典型的19世纪小说。我之所以后悔写它，是因为我在二十五六岁时，给自己强加了这么一种信念：我一定要做现代作家。而小说最终发表时，我已经三十岁，那时我作品的实验性已经比以前加强了很多。

采访者

你在说你想变得更现代、更具有实验性时，你心里有没有榜样？

帕慕克

那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或者托马斯·曼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伟大的作家。我心中的英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如今在这个名单上，我还要加上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

采访者

《新人生》的开篇第一句是，“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有什么书对你产生了这种影响吗？

帕慕克

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很重视《喧哗与骚动》（Sound and the Fury）这本书，并买了企鹅出版社的版本。书很难懂，尤其是对我这种英语水平糟糕的人。但是这本书有个很好的土耳其译本，因此我把土耳其文版和英文版一起放在桌上，从这本书上读半段，又回到那本书读半段。这本书对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此以来，我一直使用的叙述声音就是这本书的残余影响。不久之后，我就开始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的叙述声音进行写作。大多数时间，我自己在写作里替代他人进行叙述时，比用第三人称叙述感觉要好。

采访者

你刚才说你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花了好几年时间？

帕慕克

二十多岁时，我在文坛上没有什么关系，在伊斯坦布尔也不属于任何文学组织。我第一本书出版的惟一途径，就是参加伊斯坦布尔未发表手稿的文学竞赛。我这么做了，还真得了奖，这本书也就交给一家出色的大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处于很糟糕的状态，因此，尽管他们说，好吧，我们会给你一份合约，但是他们还是拖延了小说出版的时间。

采访者

你的第二部小说出版容易多了，也迅速多了吧？

帕慕克

第二本书是一本政治小说，不是宣传性的作品。我在等待第一本书问世时，已经在写这本书了。这本书我本打算两年半写完。但是，有一天晚上，土耳其突然发生了军事政变。那是在1980年。第二天，我第一本书《杰夫代特先生》的预定出版商就说，即使我们已签过协议，他也不打算出版这本书了。那天我意识到，就算我完成了第二部作品——一部政治作品，我也无法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将它发表，因为军方不允许。于是，我的脑中开始不断闪出以下想法：二十二岁时，我说要当一位小说家。写了七年之后，我希望在土耳其发表点东西……但结果一无所成。现在我快三十岁了，还看不到能发表任何东西的希望。在我的抽屉里，还躺着那部写了二百五十页，但仍未完成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