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3/11页）

采访者

你曾经写过诗歌吗？

帕慕克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十八岁时写过诗，并在土耳其发表过一些，但是接着我就放弃了。我的解释是：我觉察到，诗人是那种上帝通过他来说话的人。诗歌会让你像中了邪似的。我试着写诗，但是一段时间后我认识到，上帝没在和我说话。我为此感到遗憾，然后努力去想，如果上帝要通过我说话，他会说什么呢？我开始非常小心、缓慢地写作，想把这事弄明白。而答案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于是，我开始像职员一样工作。有些别的作家会认为这种表述有点侮辱的味道。但是，我接受这种表述，我工作得像个职员一样。

采访者

你是说，时间证明写散文对你来说要容易些？

帕慕克

很不幸，不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书中人物应该走进房间，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让他进去。我也许过于自信，但有时这样并不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作实验，而只是把涌到笔头的东西写下来。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写小说，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了点进步。我现在有时还会走入死胡同，而我本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人物无法进入房间，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会有这种事！都三十年了。

把书分成许多章节对我的思考方式很重要。写小说时，如果我事先知道整个故事线索——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是如此，我就把它分成章节，然后仔细设想在每章里要发生的细节。我不一定从第一章开始，然后按顺序地写其他章节。即使在我文思不畅时，它对我来说也不是坟墓，我会继续写我喜欢的内容。我会从第一章跳到第五章，等我又不喜欢了，便会再跳到第十一章，从那里继续写下去。

采访者

你是说，你事先安排了整本书的框架？

帕慕克

一切都安排好了。比如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有很多人物，我给每个人物都分配一定的章节。在写作时，有时我会渴望继续“当”里面的人物。因此，在写完谢库瑞的一个章节后，比如说第七章，我就会跳到十一章，这又是她的章节。我喜欢“当”谢库瑞。从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可能会让我感到郁闷。

但是，我总是最后写结尾一章。这一点确切无疑。我喜欢开自己的玩笑，问自己结局会是怎样。结尾我只能宣判一次。快到结尾，临结束之前，我会停下来重写前面大多数的章节。

采访者

你在工作时旁边有读者吗？

帕慕克

我总是把作品读给和我共享人生的人。如果这个人说，再读一点给我听，或者说，读读你今天写的东西，那我总会非常感激。这样做不仅可以给我施加一点必要的压力，而且会让我感觉，似乎母亲或父亲在拍着我的背说，干得棒。当然，这个人偶尔也会说，对不起，我觉得这部分不好。就是这样我也觉得不错。我喜欢这种仪式。

我经常会想起托马斯·曼，他是我的榜样之一。他常常把家人聚在一起，包括六个孩子和他的妻子。他常常在所有家人面前读书给他们听。我喜欢这样，就像爸爸在讲故事。

采访者

你年轻时想当一名画家。你对绘画的爱什么时候开始让位于对写作的爱？

帕慕克

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从七岁开始想当画家，我的家人都支持这一点。他们都认为我会成为一位著名画家。但是，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点变化，我觉得有颗螺丝松了，于是我停止了绘画，并马上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

采访者

有颗螺丝松了？

帕慕克

我说不清这样做的原因。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伊斯坦布尔》。里面有一半是我的自传，一直记述到我改变想法的那一刻。另一半与伊斯坦布尔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孩子对伊斯坦布尔的看法。这本书融合了对一座城市的形象、风景、气氛的思考，一个小孩对伊斯坦布尔的认识以及这个小孩的自传。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我不想当一名画家，’我说道，‘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原因没作解释。虽然把整本书读下来也许能明白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