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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才是强奸犯,是坐在被告席上那个有吸引力的被告呢,还是坐在法官席后面的那个猥琐的老头!”

朱丽亚将厚厚的案卷扔在桌上,长长的眉毛扬起来,依然怒气未消。

巴尔的摩的刑事案件初审法院分为巴尔的摩地区法院和巴尔的摩巡回法院。地区法院不是陪审团审理,因此只受理普通刑事案件。最近两年朱丽亚开始接触恶性刑事案件,因此频繁在更为重要的巡回法院出庭。

巡回法院刑事庭的八名大法官里面,七十四岁的斯加利亚法官是年纪最老的一个。经过大半辈子无数次竞选特殊上诉法院大法官失败,目前斯加利亚法官正在把兴趣转移到折磨年轻律师、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女律师身上。

他不懂得计算机,从来不回任何邮件。他是刑事庭里唯一一个死硬派共和党,对被告和被告律师深恶痛绝,同时对地区检察官一方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律师极其鄙视,对最近几年科技引导的各种司法改革嗤之以鼻。和大多数州一样,自从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马里兰州已经接受DNA作为开罪证据。但是司法系统的关键掌握在法官而不是法律手上,斯加利亚法官通常会想尽各种办法把DNA证据排除。

作为年轻女检察官,朱丽亚和斯加利亚法官的交恶几乎已经成了巴尔的摩法律圈子的一个公开笑话。

鲁斯坦对此无可奈何。

“朱丽亚,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和斯加利亚一般见识。他顶多再过两三年就会退休了,天知道再过几年就要进棺材了,你跟他的任何矛盾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根本不值得为此毁掉你的任何一个案子。”

“无聊的笑话?你把他一再坚持当着陪审团的面叫我‘亲爱的甜甜圈’看成一个无聊的笑话?陪审团会怎么看我和我的当事人?我的上司和地区检察官本人,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在同行面前的形象?不是我毁了案子,是他毁了我的案子。我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他!永远不!”

鲁斯坦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打开交到朱丽亚手里,然后扯了一张餐巾纸擦干手上的泡沫。

“小心点孩子,如果这次这个案子也交到他手里,我们就完了。很可能用到DNA证据,我们的人昨天下午在卧室沙发底下找到一只避孕套,上面还有比较新鲜的精液残留。”

朱丽亚的眼睛里一下子放出异样的神采:“什么?沙发底下?”

“没错。验尸报告没有发现精液痕迹,却有性交痕迹,当时我们组里的人都觉得应该有避孕套,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楼客厅厨房的垃圾桶和二楼卧室都没有。我一直不甘心,于是昨天晚上又回去找了一下,竟然在沙发底下找到避孕套。”

“为什么会在沙发底下?”

鲁斯坦把身子低下来,凑到身边的沙发下面夸张地张望了一下。

朱丽亚笑着说:“你放心,我从来不会乱扔脏东西。”

鲁斯坦嗅嗅鼻子说:“原来这是脏东西。我受伤害了。不过,既然你不会乱扔,或许乌玛这样整洁的数学家也不会乱扔。”

朱丽亚点点头,随手抽出身边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一个疑点。随后她又问:“送到实验室了么?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七十二小时,你知道的。肯定要等到圣诞节以后了。”

朱丽亚用手敲着桌子:“哦不!我不能等那么久!”

“安静,孩子。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接触DNA检测吗?”

“记得,还是二年级暑假在特殊上诉法院实习的时候碰到的案子。”

“那是七年前了。那时候你知道一份DNA样本出检测结果要多久吗?两个月。现在连七十二小时也等不了?”

朱丽亚仍然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似乎没有听见男友的话,思索了一下,说:“发现了避孕套对案情有什么影响?你们现在的调查怎么样?还是坚持入室抢劫的理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