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官僚同学——我所知道的施启扬

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湾，再过四个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我结交台湾人无算，从贤到不肖，各类俱全。但我的生活范围很窄，所结交者，多以同学为骨干。我在台湾从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动退学，结交了不少同学，其中尚有可记者，足资警世，老同学施启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后进台中一中，那时台中一中比较难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两个学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湾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极低，约占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连，同学很自然就认识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启扬，他在戊班。

施启扬小时候长得就高高的，人颇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讨厌，不知什么缘故，惹毛了外省同学陈士宽等人，结果被揍了一顿。那时我跟他不熟，直到进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邻，才熟起来。他请我去他家玩，也来我家。他为人少年老成，像个小大人，脾气虽好，但也喜欢争辩。我那时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不过我的张狂，纯是知识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缘亦佳，跟朋友只抬杠，不翻脸。施启扬由于像个小大人，却不为同学所喜。人又很笨，争辩起来，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劝我：“你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于我自己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虽然人缘亦佳，但内心深处，我却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我在家养气的时候，一天施启扬跑来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为人鹰隼精明，讲了一口好日本语，也在一中教书，他最不喜施启扬，不晓得什么事，施启扬开罪了他，求我去说人情。王老师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讨了台湾寡妇。他又深沉又喜欢写打油诗，与许文葵老师互骂，人颇有趣，我偶尔登门同他聊天。这次为了施启扬，乃亲去王府。不料我说明来意，王老师却满面怒容，他说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我当时弄不清他们师徒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便深问，败兴而归。三十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还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在历史系后期，我住在温州街73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颇多法学院的同学，因为法学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们更熟。施启扬那时在法律系法学组，常来看我，我也去看过他。有一件事是他的“义举”，值得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