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暴雨（第6/10页）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