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暴雨（第4/10页）

“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

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

“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

“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

“他们只是孩子！”

“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1]

尤其奇怪的是，考虑在在这个学期的初段，在我们练习“李普 范 文凯”时，他们显得对中国的近代历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务，是让他们表演滑稽喜剧，来做一个中国的“李普”；每个组都得去写个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后来表演。一个故事里的中国人，在1930年代堕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来，而另一个则是从1948到1968，如是类推。在这七个小组里，浓缩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个小组将如何演绎这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的戏里，李普由阿瑟来扮演，他是个模样严肃，聪明的男孩，戴着厚眼镜，短短的黑发。他醒过来了，表情很困惑，然后其他的学生，扮演红卫兵的，把一顶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头。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标语围上了他的脖子，将他双手反绑。红卫兵们聚拢了过来，而斗争开始了。

“你为什么不是红卫兵？”一个女孩向他吼道。

“什么是红卫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你为什么走资本主义路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凯，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

“你说什么？”

“我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一个士兵。我只是个穷人——”

“一个反革命！他是个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凯，我只是——”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