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暴雨（第5/10页）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2]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门山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