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鸦片战争（第4/6页）

“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声喊着那名字，我听别的中国人也这样叫过——“江青，毛泽东的老婆，她说没必要学习，没理由去学那些ABC。不要ABC！”她重复了好几遍，她的嗓音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识到了这样边哭边说，听起来几乎有点傻，但除此之外，无法表达她的感受，一个受过教育的城里女人去到乡下，一个没东西可教的教师。即便现在，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还因为过去的记忆而怒火中烧，那过去的遭遇究竟是个什么样。亚当和我沉默地站着。我想我应该谈点别的，最后，我问她，今天和毛泽东1976年去世时，有些什么不同。

“在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白衣，我们做花圈，有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哀悼。每个人都为丧礼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挥向空中，指向教学楼，城市，江上的轮船。“这次，”她说，“便宜。”

她吐出了这个词，接着，擦擦眼睛，进了楼。在她这五分钟内，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过我在涪陵跟人几个星期的交流中所见。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没说什么，就和她往常的表现一样。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再没有一次正式的交谈。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学习汉语时，看见了爬过天花板的一只蜥蜴。他的颜色闷绿，黑色眼睛鼓胀出来，他一会急停，一会儿急动，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帧就掉了一帧。

他乃是我自从十月以来见到的第一只蜥蜴。在温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处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找蚊子。灯光会惊吓到他们；经常的，我走入房间，拧下开关，三到四只会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他们总是小腹平平落地，他们网状的脚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这只体型较小，而他慢慢爬到门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树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园里的花儿在开了，每隔几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与江中的石头岛逐渐缩小。白鹤梁消失了。

有两天，冬日的雾气褪去，而阳光比过去几个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着短袖衬衫跑步。田里的农民在水牛后面步行，耕着泥土。稻谷种植的季节来了。

然后是倒春寒。雾气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农民们继续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阶上，我见到一只死蜥蜴，他的眼睛是闷灰色。

几天后，我在乌江上游，作了一次长途的登山。我卷好帐篷和睡袋，还戴上了野营的炉子。在口袋里，我装了一只罗盘。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旧书给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传记，这书我也带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学校的侧门。

我朝向南方，经过了磨盘山谷的入口，沿着街道，穿过了太极药厂区域。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我看；我听见了身后的笑声。一个老人停在了路边，微笑着。“你是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说，我向他挥手告别，继续步行。

这是个灰色，潮湿的早晨，从乌江的河谷吹来一阵冷风，但肩膀上满满当当的背包让我感觉良好，走路的感觉也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这儿江东路向西跨过江水，我穿过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级。整个冬天，我都从往向窗外绿色的陡峭山丘，以及乌江远处的拐角，那儿雾霭蒙蒙，整个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

水是白垩般的绿色，我走在乌江西岸的的小径上。我经过了第一道江边山谷，这儿有一座佛教神龛，被低矮的树丛掩住。我穿过了一些小农田，来到了涪陵梁唐铁矿厂，在那儿他们挖着山。这里的一切都盖着层灰色的尘土——码头，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钢槽把石头从山上运下来。在厂区的中央，有一个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