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鸦片战争（第3/6页）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追悼仪式。它通过CCTV全国转播，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被预期会聚集起来，观看仪式。所有的旗帜都会半降，在十点钟，当仪式开始了，会有三分钟的全国哀悼，工厂，船只，战舰，的士，卡车，以及火车会鸣笛。在中国，这类的仪式很容易组织，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们早晨的课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学生和教师都聚集在一个礼堂里，观看悼念仪式。老师们聚集在前排。亚当与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因为我们对这典礼该如何进行不大确定，而且也想回避关注。喇叭声从河上传来，所有人都肃立。

张书记带领仪式。他跟从电视上的动作，对老师和同学们发出严厉的命令；我们站着，当大会堂的代表站着；我们磕头，当他们磕头。我们一起鞠躬三次，然后张书记叫我们坐下听悼念的发言。

江泽民主席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崩溃了，擦着脸，呜咽着，我能看到有些学生也在哭。几个后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们保持着安静，而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严肃，而在十分钟后，每个人就只是感觉厌烦了。从外面传来工人们在新的宿舍干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仪式中，邓小平可能最喜欢这个——锤子声以示致敬，当另一栋建筑在中国建起的时候。

在仪式结束后，亚当与我走过家，跟刘老师一起。她是我们系最高阶的教师之一，一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她嫁给了魏书记，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干部。他们住在我们楼的第三层，但我几乎没跟刘老师说过话——就像大多数干部那样，在我们身边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说话，在我们绕过木槌球场的时候。

“我几乎和新中国同龄，”她说。“成立新中国的时候，我六岁。可以说，我是看着新中国长大的——在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你大概听说过，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里，总是有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寓楼。作为哀悼，她的胸口上别了白色的纸花，她摸弄着花，当我们停在入口时。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有一个空白的笑容，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直到邓小平来了，”她说。“我们真是高兴。”

有那么几秒钟，她寻找着合适的字眼。她对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冻结在她脸上，泪水顽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来，又开始说话。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说，以很严厉的口气低语道。“我们是那么自由。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儿，感觉尴尬，点头以示明白。我难以想象在学校的生活算是哪种真正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话，我的感受会不同。也许，如果我和学校里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结了婚，我的感受也会不同。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大合适，但我无法将它从脑中赶走。

她看起来察觉到了——不是我对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国过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么样的，”她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有那么少。半斤肉。”她说得很饥饿，她的眼睛锁在我身上。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每个月我们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吗？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星期就要吃那么多了；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月。一整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总是挨饿。”她摸着她的胃，她的眼里还闪着泪光，而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来说，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2]

“当我读完大学，”她说，“我被派到了偏远的乡下去。那是在乌江边，快到贵州了。我做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家是在重庆；我不是从乡下来的。我不是个农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时间，我就是个农民，在那三年里，我在乡下一家学校教书。中学。我教那些学生念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