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鸦片战争（第2/6页）

在涪陵教书，迫使我和中国已故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近似个人的关系。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我人生过去的二十七年里，这些人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我现在到处都碰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毛泽东的书法复制品，一面墙那么大，而他的画像在我教书的楼里。出租车司机把邓小平的像挂在反光镜上。学生们总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写作中充满了对毛泽东话语的引述，而且他们经常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男人远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而我发觉自己也对这些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这就好像来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当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欢毛泽东。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并非异常；若你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理由让你喜欢他。毛泽东的许多魅力，来自于他启发中国人为自己自豪，为国家骄傲，但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些自豪看起来很空洞——无知，沙文主义，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来越不喜欢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为是的脸孔，而且我不喜欢他那因为简短扼要，所以容易记住的言论。我尤其不喜欢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最喜欢的。这是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一个老人住在大山边，生活很不方便，他尝试说服村里人帮他一起把山移开。当然，每个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头非常固执，也非常有奉献精神，每天他一个人用铲子去山上干活。最后他凭自己一个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是一个对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泽东从这个无稽之谈中，找到了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上亿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农民们被教导去后院里熔铁，这样中国的工业生产可以赶上英国，而结果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饥荒，害死了大约3000万到4500万人。而不到四十年后，我的学生们还写到他们从“愚公移山”那儿得到启发。每次我读到一个学生引用这个故事，我的心就收紧了，几乎要发作：别去糟践那山了，你这老蠢货。当然，我克制住了，我也同样小心地不让学生们知道我讨厌毛泽东。

周恩来叫我困惑，他是中国神人里头最外国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是年轻人当中最大的英雄。他们仰慕他，因为他是个外交大师，也因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坏。这些观点是真实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对每一个见过他的外交使节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一些关键点上予以遏制的话，红卫兵还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不像邓小平，周恩来从未公开反对那些破坏行为，而且即便在疯狂达到顶点时，他也会在舞台上参加集会，和其他的狂热群众一起挥舞手中的红宝书。

我想他这个人是有些滑头的——他英俊，聪明，而且他善于保住自己的皮肤。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整个文革期间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个成年的德国人在纳粹统治期间一样，他至少部分参与了犯罪。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过于简化了；他们更喜欢把周恩来看作辛德勒那样的人——他看出体制乃是错了，但他从内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恶果。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主义，而中国人总是很务实的，远胜西方人。[1]

而我对于邓小平品牌的务实主义，则有着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错误中，有他的一份儿——他在反右运动中，是个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泽东要加强他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当然，邓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镇压。但至少，他可以离开党的路线，像他在文革期间做的那样，当时他不像周恩来那般摇尾乞怜，他批评了运动。作为后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惩罚，他的儿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评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种只对政治感兴趣，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过来了，这一点和周恩来非常不同。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因为他体现了我最钦佩四川人的地方——他们的强韧以及他们不伪装。到得最后，他成了唯一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中国神人，而我对他的离去，感到一丝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