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峡大坝（第4/9页）

但有些批评的声音不肯自动放弃。戴清，一个中国记者，他是对项目批评最多的一个反对者，在监狱里呆了十个月，在他于1989年出版一本书谴责大坝后。在1992年，李鹏推动人大在项目上做了最后一次投票，它照例通过了。这没什么出奇的——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的大会而已——但还是有强烈反对的迹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

这些计划和抱怨让推进大坝工程的的人们很是不爽。七十岁的首席工程师魏庭成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发展大坝上，他对那些考古学家建议中的“宫殿”很是不屑。“告诉你实话”，他在1996年对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才不会去欣赏那些文物古迹，只有专家才会去那些博物馆。”

这话说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在美国，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自然与人类，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而另一个，总是直直瞄准——进步，发展，控制，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而我感觉到，在长江上，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

但这是一种不乏诗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数人消受不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访问白鹤梁，而且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怎么担忧。在石梁上，经常除了我之外别无一个游客，唯一见到大批游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节，当时我为自己的书来这里做一个研究。涪陵的大多数人难以辨认铭文——字乃是繁体而非解放后的简体，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随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二十世纪文学改良前的那种。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经常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历史，无需那么麻烦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只需随便晃到乡下，就会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对于城里派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到石梁这儿来，我很是感动，尤其许多工作人员的培训那么好，几乎可以回答关于铭文内容和历史的所有问题。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外来游客的城市，对于一处时常便无人问津的历史古迹来说，这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里不像是美国，一处类似晚清朝代的空荡荡的战场便可以收到几百万的资金赞助，仅仅因为有些士兵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