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峡大坝（第6/9页）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3]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4]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江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