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顺流而下（第4/12页）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队收到了我们的简历信息。

“我看到说你会玩网球”，张书记说，“你肯定打得很好。”

亚当曾经在夏令营里任职过网球教练，而他迅速摇头。“我打得不好”，他说，“我已经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咧嘴，抓牌。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男人，理着平头。我们花了一个星期对他建立起两点认识：他是英文系教员中篮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里最高阶的干部，作为党的书记他的权力遍及学术，纪律，和政治议题。他那种人不大说话，而他开口时，就有事儿要发生。现在，他看看牌，身体前倾，看着亚当。

“学校”，他轻声说，“决定要给你买网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这宣言的回响。但问题是，这网球怎么买？好一阵儿后亚当才决定如何回应。

“学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说，”我很感激你们愿为我们做的，但这没必要。你不用给我们买网球，张先生。

张书记笑笑，甩出一张牌。

“魏先生”，他说，“想到你或许想玩网球。他想让你跟皮特都快乐。”

魏先生乃是整个学院的党的书记，作为校园最高阶的官员，他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关心和平队员要不要打网球。亚当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说他没网球也很快乐。但张书记态度坚定。

“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第二天，网球并没有出现在亚当的门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这次谈话。我们两人一起，尝试和校方沟通。这种努力，在未来的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其结果良莠不齐。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间接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有时，它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