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第4/7页）

“什么为什么？”

“那些旅行，还有你对诗歌的爱。”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过我的太爷爷曾经踏上船板，去了美国，参与建设了一座摩天大楼，还真敢去追梦。不过他读不读诗，我就不知道了。”

“普希金的太爷爷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养子，得到他仿佛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诗人们曾经为那位先父叙写普希金的热情。”

就好像是编出来的故事，一个神奇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宫殿和蜀锦衣服的时代，在马车和白马的时代，故事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情节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故事里有一个北非的穆斯林，一个沙皇，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一个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

闭幕式结束两天后，大约两千名观众欣赏完了诗人们在德林湖的木桥上的朗诵，我得负责让索菲亚怀上孩子了。聂胡达已经在妻子的帮助下种了一棵树。“就跟俄罗斯的宇航员出发去太空前一样。”珊尼亚说。诗歌公园里还举行了一个庄严的活动，立下了纪念碑，大伙儿一起乘船前往斯特鲁加对岸的那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还有一口一直嗡嗡作响的水井。诗人们弯下腰，去听井里的声音，仿佛卡斯塔利亚的源泉，试图从中获得灵感。尽管俄罗斯的诗人都喝了酒，好在没人提早上岸、脚下踩空的。所有人都安全地回到原地，搭飞机回家了。

珊尼亚的男朋友来机场接她，她问要不要送我一程。我还是决定坐火车回鹿特丹。那个双手黑乎乎的男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就跟所有男人看某个跟他们的老婆一起过了几天的人的眼神一样。另一天晚上，珊尼亚又来到了阳台上，拿着一瓶还没开的酒，告诉我自己曾经出过轨的事实。“难道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九本诗集吗？”我问。“还有人说十本呢。”她一脸坏笑地回答道。

坐在开往鹿特丹的火车里，我在读查尔斯·米西克的散文诗，是乐立夫法罗在斯特鲁加送给我的。查尔斯是在美国出生的塞尔维亚诗人，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却被文学评论家唾骂。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散文形式的诗歌的，尽管好多大家也都选择过这样的文体，比如波德莱尔、劳特门特，还有兰波。

火车开到代尔夫特的时候，我念到了下面这一段：“我被吉卜赛人偷走了，父母把我偷了回来。接着吉卜寨人又把我偷走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持续了好些日子。”那个孩子一天喝“新”妈妈的奶，第二天又坐在长长的餐桌前，拿着银勺子吃早餐。“今天是春天里的第一天，一个父亲坐在浴缸里唱歌，另一个正用五彩斑斓的笔调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麻雀。”

诗很短，两段而已，就在火车停靠在鹿特丹中心站，我离开车厢时，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潜台词。

我跟着人群走进城里，经过上千辆自行车和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那时火车站的对面还有一座陈旧的桥，一个男孩合唱团正在桥上练习。从那里经过，时而还能听到那些穿着水手服的男孩子们高昂的歌声：上帝的羔羊，是那么无辜，却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我熟知鹿特丹的每一条街和路上的每一块石头，然而整座城市却在不停地发展中。从南美旅行回来，人们会发现一座大楼就这么消失了。从前只要骑车经过那里，就总会抬头看一眼。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广场也变了模样，一道道铁轨消失在地底下。这是我第二次去斯特鲁加，和第一次隔了六年之久，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崛起的闪亮的大厦。整座城市给人一种亲切感，而在鹿特丹，唯一的亲切感来自打桩机的轰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