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第2/7页）

“我看他们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你得保护我。”

“他们一共二十个人呢。”

“我男朋友就不会害怕。”

那个双手黑黑的男孩，那个汽车修理工。珊尼亚说过他会在酒吧里赶走粘在珊尼亚身边的男人们。有一次还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把扳手，用以威胁。可我的包里就只有一本诗集。

“你就不能对他们说你会跟最强壮的那个共度良宵吗？”

“我跟他们说我会跟你共度良宵。”

“他们会集体杀了我的。”

“不会的。”

“他们可是俄国人，”我说，“而且还喝醉了。”

“我看俄罗斯诗人一点都不暴力，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科贝林，不过他是个话剧作家。”

“他做了什么？”

“杀了他的情人。”

这丝毫无法安抚人心，吧台前的俄罗斯人一直盯着我们，如饿狼一般，看着珊尼亚的背影，和那条把臀部包得紧紧的裙子。

“相反的情形倒是经常发生，”珊尼亚说，“被谋杀的作家不计其数，就跟自杀的诗人一样。”接着把拿在手里的酒杯送到嘴边，继续说，“不过目前为止，因为跌进河里而躺进棺材被送回家的俄罗斯诗人倒是不多。”

大多数诗人都上楼，回酒店的房间。这样一来，董事要承担的后果也减少了一半。

“我们也走吧？”我问。

“哦，对了，我们还要一起共度良宵呢。”

电梯里只有我们俩，不过我们什么也没说，如大多数电梯里的沉默。跟往常一样，电梯里有一部电话，进门是一面镜子。维尔纽斯里诺酒店的电梯里有一个插着塑料百合的花瓶，北京建国宾馆内置的音箱里传出极其甜蜜的音乐来，柏林华美酒店闻起来则有苹果的味道。

就在电梯门即将打开时，珊尼亚看了看两旁。我们走进走廊，就跟大多数酒店的走廊一样，厚厚的地毯把所有声音都吸收掉了，珊尼亚高跟鞋的嗒嗒声也消失了，宛如一只优雅、行动敏捷的小鹿。从这一边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是奥赫里德湖。早晨白色的阳光洒在阳台上，水面上出现了涟漪。

“要不我们听听？”我说。

“听什么？”

“听深夜里的诗人。”

海曼经常这么做，有一次他向我坦白了这个“爱好”。所有人都去睡觉了，他就在鹿特丹希尔顿酒店长长的走廊里游荡，把耳朵贴在房间门上。他听见诗人们咳嗽、打呼噜，听见他们睡觉时翻身、说梦话。有的诗人大半夜还醒着，房间里有电视机的声音；又或者是跟家里打电话的声音。有个罗马尼亚女诗人抱怨起必须支付的账单和怎么都不愿意起床的孩子来。

我把耳朵贴在了一扇门上。

“怎么样？”珊尼亚问。

“什么也没听到。”

她走向下一个房间，也把耳朵贴在门上，笑着说：“里面有一头牛，要不就是一头大熊。”

我站在她身后，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能听到里面的声音，说：“天呢，这么大声。”

“会是谁呢？”

“可能是聂胡达。”

“要不就是他老婆。”

海曼对诗人们住的房间、不同的诗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诗人到了晚上会接待访客都了如指掌。

“晚安。”我们俩站在各自的房间门前，我说。

“晚安，我的未婚夫。”

只见她坏笑起来，跟一个手里持刀的女人的笑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反抗，也不想被拒绝。结果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分钟就响起了敲门声，敲的并不是房间大门，而是另一扇，在房间的侧墙上。我转动门锁把门打开，发现站在门后的是珊尼亚。

“这是个秘密通道。”珊尼亚一边说，一边走进我的房间。

经常有人来敲我入住的房间的门，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敲过那扇。我总认为一个对诗歌了如指掌的年轻金发女孩走进我房间的概率应该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