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第4/10页）

之前，我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星期去出版社上一天班。我对罗伯特承诺了两件事：第一，我还会参与诗歌杂志的出版；第二，我会尽可能地邀请社里的诗人去参加世界诗歌节。这些承诺发生在酒吧里。在他喝了第一口国王啤酒后，我把去世界诗歌节工作的消息告诉了他。那天晚上开了很多瓶啤酒。就跟拉尔森说的一样，罗伯特理解我的选择，也为我能拥有这样的工作而高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他说，“我特别想知道你会发掘出哪些诗人。”

我们谈论了一些他参加过的诗歌节，他说：“比利时列日的诗歌节很亲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节了。诗人们就差没坐到彼此的大腿上了。而麦德林的是最棒的，一百多个诗人受邀前往现场，很多场地都参与到诗歌节中来。咖啡馆，休息室，大街上，大学里，整个城市里全都是诗歌的影子，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幕式那天晚上，上万个人连续七个小时在户外听诗人们朗诵。即使下雨，也仍然坐在原地，直到深夜。”

罗伯特的眼睛越眯越小，咖啡馆里没剩下几个人了。穿上外套后，他又对我说：“这工作真的很棒，对我们的诗人来说也一样，他们很快就会被邀请去鹿特丹了。”一边说一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经拉尔森的允许，我把诗歌杂志设定成世界诗歌节的合作伙伴，每年都会出一本诗歌节特别期刊。诗人朗诵的作品、采访和论文都会收录进去。然而，成为编辑后的第一届诗歌节还未拉开帷幕，我每天都在忙着阅读、翻译、打电话和写信。有个学俄语的实习生来帮我，她的童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在她眼里，世界上就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我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小心地念想着一些事，一些隐形的事，被埋葬的宝藏，一步步，一朵罂粟花接着一朵罂粟花，就这样，我把花园里的花都摘光了。有一天，在夏天干燥的呼吸中，死亡会不知不觉地，摘下我的头颅。

她叫珊尼亚，金发，白皙的脸，火红的嘴唇。下班的时候，男朋友通常会来接她。他的手很黑，有时脸也被抹黑了。他在一家修车厂工作，他们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的大众风扇的皮带吱吱吱地响个不停，看来得换了。见到他的那一刻，就立刻爱上了他。

“他也念诗吗？”她讲完那段相遇后，我问。

“不，当然不，他是个汽车修理员，喜欢长腿金发女郎。”

“你爱他？”

“是的，”她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觉得这种组合很特别，不过并不想给她留下保守的印象。

珊尼亚给我讲她的大学老师，当老师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跟教授有过一段多年的恋情。现在呢，跟一个清洗玻璃的人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装修精美的家。她每天都去大学里教书，而他就开车去郊外，竖起高高的梯子。

“你认为他们幸福吗？”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说完又立刻纠正自己，“哦不，我肯定。”

我的父亲跟一个来自冰激凌家族的女人结了婚。母亲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永远不去冰激凌店里工作，她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一个幼儿园老师，然而事与愿违，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卢卡爱上了一个来自摩德纳的女孩，一个董事的女儿，然而她却拿起了挖冰激凌的勺子，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

我在鹿特丹买了一间公寓，阁楼打通到天花板，从下到上足足六米多高。空间狭长，并不十分宽敞。厨房是客厅的一部分，床前立着一面屏风，这之外，一点拓展的空间都没有了。

公寓离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就五分钟的走路时间，跟冰激凌店也一样近。我上班去的时候，店门还关着，不过几乎每次都能看见有个人站在昏暗中。有时候父亲会跟我招手，让我去喝杯咖啡。一天早晨，他拿着一个鸟笼让我看，笼子里有两只小鸟，是他从一个经常和几个朋友来店里吃冰激凌的苏里南顾客那里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