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3/11页）

谁思念家乡，谁一个人住

谁挣钱不多，谁在玩火

谁住在卡拉布里亚，谁为爱而活

谁在战争里杀敌，谁高举旗帜

谁活到了八十岁，谁因工作而亡

父亲钱挣得不少，不住在卡拉布里亚，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却缓慢地、一点点地为工作而亡。对他而言这就是歌曲的核心，也是他的生命的核心。

歌唱完了，我们仨同时大口喘气，胸部一个节奏地一上一下，父亲说：“这才是诗歌。”

这一招简直一箭穿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里诺加·埃塔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说出来：“最伟大的诗人不是雪莱，不是辛波丝卡，不是卡瓦菲，也不是阿特伍德。”这些诗人的名字父亲都不认识，他们用的词太复杂，叫人捉摸不透。

对父亲而言，里诺加·埃塔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打动了父亲的肺腑，触碰到父亲那无形的灵魂。那个来自克罗托纳的年轻人也觉得，相比歌手，自己更像个作家。当第一部唱片准备完毕，该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准劝过制片人，让他们去找别人来唱。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完美，太粗糙，太粗犷了，而制片人不得不把他拽进录音棚。

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歌手。诗人，如阿喀琉斯笔下怨恨般的吟唱，如铃鼓人的歌曲一般萦绕耳边。我曾经多次邀请鲍勃·迪伦来参加世界诗歌节，不过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也许是在等着诺贝尔文学奖吧。从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犯人和看守。现在却成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奖和只要想到他得奖就觉得可鄙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鹿特丹留宿，睡在阁楼上，弟弟就在旁边。他假装睡着了，不过听到那呼吸声，我就知道他还醒着。我等待着童年时他常提的那个问题，希望他会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又或者说是在想我们俩，还有我们之间的沉默。

“你在想索菲亚吗？”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在想索菲亚。”

去年冬天我没回村里，打算继续写博士论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回意大利。前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冷杉，一起过圣诞节，和索菲亚一起在波斯塔酒吧喝啤酒、葡萄酒。她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仨一起打牌玩。打牌的好处就是不用交谈。赌注仿佛是个天文数字，足足一千万里拉，只见卢卡全神贯注，跟个专业玩牌人似的一言不发。

我看见他的右腿靠着索菲亚的左腿，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的右腿碰到了我的左腿。

他故意让她赢，不过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比如他的哥哥才看得出来。平时我们在暖暖的厨房里玩牌，父亲和卢卡是狂热分子，两人都不能面对输牌的事实，有时会气恼地拍桌子，要不就是大叫：“你们作弊！互相通气！”这里的“你们”是指我和母亲。我们家分两派。

我终于受不了了，既受不了这沉默，也受不了卢卡的假输。

“你故意让她赢。”说着，就把牌放到了桌子上，“真没劲。”

弟弟什么也没说，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索菲亚把我扣在桌上的牌翻了过来，说：“就这牌你怎么都赢不了，是输不起吧？”说这话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看来在这个酒吧里也出现了两个派别，我成了他俩共同的敌人。不过也有几局卢卡被挤得没了退路，索菲亚鼓励我出牌来破坏卢卡的牌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雪球早已丢了过来，我也早已倒下，躺在原地。

“我们继续玩吧？”

“好。”卢卡说，真是个阴险的人。

牌重新洗好了，这局我赢了，有复仇的痛快感。

最后一局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再坐半个小时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