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第2/11页）

当母亲不让买新的钻孔或者打磨机器的时候，父亲就会把这个故事搬出来。

“没人理解我，就连我的老婆也一样。”

有一次母亲给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说：“爸爸，你要是买，我就不跟你过了。”

结果父亲还是买了，母亲也没有离开他。当时我和弟弟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我们还小，对婚姻知道的还很少，包括那些威胁、妥协和厮打。对于父亲的收藏，母亲再也没说什么，不过额头上的皱纹却越来越深，就跟被凿子凿出来似的。

父亲把现有的生活当作买工具的借口。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卖冰激凌的人，也从来没想接手父亲的冰激凌店，不过这两件事都发生了。

“整整五十七年我都没好好过过夏天了。”退休后，父亲经常唠叨这句话，说完便打开一个装着水平仪的盒子或者一把收藏里缺憾的锯子。

大半个世纪都没有长长的、阳光灿烂的夏天，没有初夏，没有仲夏，没有闷热的夏天，也没有凉爽的夏天，没有甜甜的、忧愁的夏天，也没有海边的夏天。这是父亲的抱怨之歌，也是他用来说服自己和他人的口头禅。

我曾经无数次与他进行过毫无结果的讨论：“为什么你就不去做点别的事情呢？”

“这不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不，从前跟现在不一样。”

“你就应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那条路已经给我铺好了，”父亲说，“就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却来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总把他卖冰激凌卖到七十二岁的这个事实怪罪到我的头上来。

“你被那些诗歌圈的朋友游说后，我就不得不去叫卢卡来帮忙了。”

“我没被游说。”

“那就是被洗脑了。”

“那叫热情。”这句话听起来比我想表达的意思听起来戏剧化一些，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其他词了，于是接着说，“就跟你爱电锯一样，我爱的是诗歌。”

“你就是被洗脑了。”

父亲指的是世界诗歌节的工作人员，有当时的董事、董事的编辑，还有漂亮的女实习生。诗歌节的办公室就在冰激凌店对面。夏天下班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店里吃个冰激凌。董事早上也会来，只要店门开着，店里没什么人，他就会来喝杯咖啡。董事名叫理查德·海曼，长着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说话的声音很深沉。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诗集，摆在桌上翻阅，时不时喝一口咖啡。

我已经不记得给他送咖啡的时候他看的是哪本诗集了，只知道那本书缺了封面，侧面是红色的。那印着金色字母的深红色，伸手去摸就能感觉到字母的凸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看出真正的美好，孩童时期是看不见的。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美不存在，只是会被忽略而已。我回想着看到那酒红色诗集上发亮的字母的第一刻，就在那一刻，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经常看到顾客坐在外面的太阳伞下或者店里的小桌前阅读，一般都是在看报纸，也有女性读者拿着封面狂野的口袋小说。他们一边看，一边用极慢的速度吃香草、榛果或者巧克力味的冰激凌。

“您的冰激凌都化了。”有时候父亲会在柜台后面提醒他们。

只见一个女顾客抬起头，脸涨得通红，就像父亲看透了她的想法似的：那些荡漾于字里行间的火热的画面。

理查德·海曼看的那本书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那年我十五岁，在家乡的一所语法学校读中学，不过整个暑假都待在鹿特丹，啊，终于又见到父亲和母亲了。当我站在他身边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完全沉浸在诗歌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仍在试图回想那些金色的字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致乌拉尼娅》还是菲利普·拉金的《高窗》？是安娜·安和木托法的《最后的玫瑰》还是保尔·克兰的作品合集？我无法再去追问，他已经穿过河流，带走了一切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