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第4/6页）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一般而言，灾害总是意味着毁灭，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公元前6世纪修建的庞贝古城，在公元79年被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的灼热火山灰掩埋。但1784年却被意外发现，至今该古城的三分之二已被考古学家探明、整理和修复。各种神庙、市政广场、食堂、店铺、作坊、给水站、公共浴场、雕塑、壁画、花园、喷泉、会议堂、大剧场、体育场、角斗场、民居、小巷、大街、城门、官邸、城门等悉数展现出来，其保留之完整，实在堪用奇迹来形容。难怪有的考古学家出于对专业的过分热爱，要残酷地将这种灾难视为大好事。

不过，成都甚至中国，没有这样幸运的考古发现。但1929年，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挖车水坑时不经意间掀动了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使得那些被湮没的先人们的行迹，露出了些许端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教授葛维汉、林名均进驻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从此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长达六十年之久的漫长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圆六平方公里的考古发掘，被英国学者戴维·基斯称为“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确，大量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面积巨大的祭祀坑、城墙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发达，这对于探索古蜀文明来说，是个巨大的发现。

但正如中国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发掘出来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统治者的权威，其主角似乎无一例外都是统治者，在显示我们漫长文明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层缺陷。相对庞贝古城的建筑，我们就不能回避，我们的城市建设及形成在功能上对个人生存质量的漠视——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其他诸章陆续涉及——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几千年前的古人，但就是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又在多大程度做到了以人为本？

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相继陵替，他们曾经的居所及其开发过的地方，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将他们聚民居住较久之地视作他们的都邑的话，我们将从中看出他们迁徙及所开发地区的不同。蚕丛国的中心应是在今茂县汶川地区的岷江河谷地带，而鱼凫氏迁至海窝子后，可能在其中后期迁至温江一代。至于三星堆，在我们看来只是鱼凫氏甚至包括杜宇氏祭祀用的地方，而真正的鱼凫城却在温江亦未可知，故而宋人孙松寿曾作有《观古鱼凫城》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城归野垄，故国霭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谩苦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

这首诗表明在宋代尚保留有鱼凫城遗址，而这一切都掩藏在荒垄衰草之中，世事兴废、朝代陵替，都是意料中的事，不可阻挡，就像每一天都必然要走到它的黄昏一样。或许朝代的陵替在对聚民居住地的变迁上，最能直接而现实地表现出来，因而此后无论是开明还是杜宇都像他们的前代蚕丛、鱼凫一样，徙治新的地方。当然，徙治新的地方，可能不只是显示新的一朝的兴起，旧的一朝的灭亡。可能还因为生存的需要，比如为躲避水灾而选择适宜农耕的较高地势等。因为据考证，在三千年前左右，一场大的洪水使鱼凫古城烟消云散了。所以杜宇才将自己的王朝所在地定在今郫县城此二里的崇兴乡境内，而且为了避免其他意外，使自己及王朝有一个回旋余地，还别都今双流牧马山一带，这似乎很有一点狡兔三窟的意味。

蚕丛、鱼凫所治的地域，史无准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猜测，而其城址的面积就更是一个未知数。杜宇所辖疆域，史料也是稀如星凤，但到春秋时期，杜宇王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其疆域都是很大的，东至今重庆以东地区，西抵岷山之中，南达云贵，北及陕西汉中。如果我们剔除其中记载的夸张成分，认为其疆域超过蚕丛、鱼凫诸朝，大抵是没有疑问的。而开明王朝的统辖边界也堪与其匹敌，拥有北至汉中，南及宜宾，西达天全、芦山，东抵阆中的广大地区。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这实际上初步奠定了今日四川的辖地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