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

哦,我们为何克制自己的肉体,时间是那样漫长,那样的久远?

——约翰·邓恩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上帝保佑您,快走吧!”

这是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下的逐客令,因为他经常面对一些像这样的来访者:对信教并无兴趣,却滔滔不绝,不知疲倦,说个不停,问个不休,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却整天整天地来他那里耗着。依我们的猜测,去他那里耗着的人,要么是无业游民,要么是有闲阶级、纨绔子弟,间或说不定也去一些有点好奇心的农民。而这些有时间去那里耗着的农民,如果他的品德是勤劳吃苦的话,那么他一定处在难得的短暂的农闲期间。

农闲,是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非农业人口,对时间的一种认定方式。这种认定方式,虽然从阶段性来看较为准确,但对于时间的界定却是模糊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着农民的生活规律,也就是说从耕作周期的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农年”,而这个“农年”之后尚有些时间因气候或其他地理条件限制,不能做野外耕作的事,就被称之为农闲。而“农年”完结之时也因各地地理气候及其他风俗,而并不相同,而且就是同一地今年“农年”的完结也与去年并不完全重叠。因此“农闲”并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时间概念。因为室内所做的事如编织家用品等都不是农活,而有编织的活也不是无限度的,这就说明对于辛劳的民众来说,确有农闲可言。除非集市兴起,可以拿去以物易物,或者直接换钱。这样就使得农民的农闲时间缩短,但是商业社会的兴起,直接导致的社会分工,将会使人们通过从事自己的劳动而获得非自己劳动的产品,满足自己日益多样的需要,从而既可以使人们拥有比此前更多的闲暇,又因而使生活变得更有质量。

从鳖灵开始,玉垒山一带的水势得以整治,成都平原的水灾得以大大缓减,而蜀守李冰率众修成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使得整个成都平原成为灌溉农业的典范。经过逐步的发展,成都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水旱从人,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梦中的理想,但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农民来说,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灌溉农业的最大特点便是适宜于水稻的种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认为,水稻最初种植,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经海道和陆路被介绍到中国(但民食政策史研究专家冯柳堂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水稻,见冯著《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对此我不能同意)。“随着水稻的推广,中国生活的重点完全颠倒了过来:新兴的南方代替了历史悠久的北方”,而接受稻谷种植“是获得文明证书的一个方式”。

我认为布罗代尔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因为水稻的产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秦灭巴蜀徙万户到成都,并没使成都感到养活人的压力,尽管当时成都的水稻种植的单产量并不高。但便利的灌溉,以及来自石质地区的水,含沙量较小,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确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便利的灌溉,使得成都地区的水稻种植所需劳动力和劳动日,明显低于其他那些水利灌溉不甚便利的地区,加之土质肥沃,使得水稻单产量也较高。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劳动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使得闲暇较多,便于剩余劳动力转向工商业经营。而工商业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改变农业社会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使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而进行频繁的交往。

诚然,在古代社会,农民对时间的支配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般自由。不只是统治者不可能使农民轻而易举地获得其所需的物质,或者自由地迁徙;另外由于获取个人所需物质的大部分来源,或者是作为佃农依附于地主而租地耕种,大多仰赖于小农耕作,或者偶尔的集市交换,在最原始的意义上互通有无。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极有市场,表明农业在中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学者许倬云所说:“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成都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