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第2/5页）

“我没找到。”

“那么他跑去盯着犯罪现场时，住在什么地方呢？或者，他那天只是过去怀旧一下？”

“如果真的是他。”

“是啊，如果真的是他……另外还有凯瑟琳·肯特。我们知道肯特住在哪里，知道她是一个人。安斯蒂斯说，奎因五号那天夜里在她家附近下车，但她不在家。也许奎因忘记肯特去陪她姐姐了，”斯特莱克沉思地说，“也许奎因发现她不在家，就转而去了塔尔加斯路？肯特从临终关怀医院回来可能去那儿跟他碰头。我们接下来在肯特家周围仔细看看。”

地铁往西行驶时，斯特莱克告诉罗宾，有几个证人声称在十一月六号那天，看见一个穿罩袍的女人进入那座房子，还看见奎因本人在六号凌晨从房子里离开。

“可能其中一个证人看错了或没说实话，也可能他们都不靠谱。”他最后说。

“一个穿罩袍的女人。你说那个邻居会不会，”罗宾犹豫不决地说，“是个变态的伊斯兰恐惧症患者？”

在斯特莱克手下打工使罗宾开阔了眼界，看到公众内心的恐惧和怨恨有多么复杂和强烈，这是她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斯特莱克侦破兰德里一案后名声大噪，大量信件涌到罗宾的办公桌上，令她时而感到烦恼，时而感到有趣。

有个男人请求斯特莱克利用他杰出的才智，去调查“国际犹太人集团”对世界银行系统的钳制，他为自己无法支付斯特莱克的费用而遗憾，但深信斯特莱克会因此而享誉世界。一个年轻女人从一家戒备森严的精神病院写来满满十二页长信，请求斯特莱克帮她证明她家里的每个人都被神秘拐走，换成了一模一样的冒牌货。一个性别不明的匿名作家要求斯特莱克帮助他们揭露一项恶意滥用职权的全国性运动，他们知道这种运动正在公民咨询局的每个部门展开。

“他们可能是疯子，”斯特莱克赞同道，“疯子爱谋杀。他们对谋杀案有感觉。人们必须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对面座位上一个戴伊斯兰头巾的女人注视着他们谈话。她有一双甜美的、水汪汪的褐色大眼睛。

“假设四号那天确实有人进入那座房子，必须承认穿罩袍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进进出出都不会被认出来。你还能想到别的办法把脸和身体都藏起来，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吗？”

“还拿着一份清真外卖食品？”

“据说是这样。他吃的最后一顿饭是清真的？所以凶手才要把内脏掏走？”

“还有这个女人——”

“也可能是男人……”

“——一小时后被人看见离开了房子？”

“安斯蒂斯是这么说的。”

“这么说来，凶手没有在里面等候奎因？”

“没有，但可能在摆放餐盘。”斯特莱克说，罗宾吓得缩了一下。

戴头巾的年轻女人在格洛斯特路下了车。

“书店里可能会有闭路摄像头。”罗宾叹了口气说。自从兰德里一案之后，她对闭路监视系统便非常着迷。

“我本来以为安斯蒂斯会提到这一点的。”斯特莱克赞同道。

他们在男爵府下了地铁，出来又见大雪纷飞。他们在鹅毛般的雪片中眯着眼睛往前走，在斯特莱克的指点下前往塔尔加斯路。他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能有一根拐杖。他当年出院时，夏洛特送给他一根华贵的马六甲古董手杖，声称原来是她曾祖父的。古董手杖漂亮归漂亮，对斯特莱克来说却太短了，害得他走路时要把身子歪向右边。后来夏洛特把他的东西打包，让他搬离她的住处时，那根手杖不在其中。

他们走近那座房子时，发现法医团队还在那里忙着调查。入口处贴了胶带，一个女警官站在外面守着，紧紧抱着双臂抵御严寒。他们走来时，警官转过脸来，盯住斯特莱克，眯起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