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发亮的水流过。

六二年的肚皮不那么饿了。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汗衫的孩子们又蹿回到大街上。北京搞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伟大领袖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那时,毛主席的威信还没有文革时那样高。我带领的一帮孩子与北门另一群孩子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我一口咬定毛主席是不会犯错的,他老人家是天上的神,是到中国带领穷苦人民过好日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尔嗨哟……”我们排成方队,歌声嘹亮。另一帮孩子的头是县某机关党组书记的女儿,叫于萍。于萍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都会犯错误。于萍还捏着蹩脚的湖南腔,背起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于萍骄傲地说道,你懂不懂,这是我爸说的。

这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啊!毛主席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是造谣!这是诬蔑!这是恶毒的蒋特分子在攻击我们党,我们伟大的祖国!可惜那时还没有红小兵的提法,要不,我就是中国第一个红小兵。我的拳头飞出去。于萍奋起反击。我们所率领的部队捉对厮杀,兵对兵,将对将,卷起七十二路烟尘。我方人多,他们人少。他们陷入人民大海的汪洋战争中。他们仍不屈不挠。我成功地把于萍压在身下,用烂泥巴糊了她一嘴。她绝望地喊叫,拳头在我背上无力地捶打。不知为什么,我的小鸡鸡硬了。不是一般硬,是非常硬。我都以为是于萍从裤兜里摸出棍子顶在我下面。

风吹起来的砂粒飘到眼睛里。我流下泪水,用手指去揉眼眶。太阳是一个烂掉的变了形的鸡蛋黄。街道两边贴满标语的低矮平房宛若一头头怪兽。在远处朝着我们指指点点挎着菜篮的大人的样子就跟木偶人差不多。这些原本熟悉的景象与其他孩子的叫喊在泪水里发生很古怪的变化。它们仿佛是逐渐远去的水流的声响。我突然感觉自己掉进了一片带有腥气的寂静,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我、以及被我骑在身下的女孩儿。然后,我想起去年那个阴冷的早晨,想起自己挂在明姨脖子上的那双破鞋。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发现于萍的两条细麻腿已被我分成一个大字。我觉得很羞耻,放开她。我没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得不弯下腰,以免被伙伴们发现裤裆里可耻的变化。于萍爬起身,一腿踢来,蹬在我裆里。我正发怔,哪来得及避?睾丸吃了一脚,当场在地上打起滚,嘴里迸出可怕的惨叫。大家吓坏了,讪讪地互相松开手。青皮在旁边尖声叫道,于萍,你踢烂李国安的卵,你得嫁给他做老婆了。于萍哭了,撒腿飞奔,边跑边回头看,似乎是害怕我追上来把她弄去做老婆。她率领的部队顿作鸟兽散。我方大告全胜。我真没想到“老婆”这个词竟有这等威力,早知如此,哪用得着打,叫青皮这个狗头军师在阵前叉腰戟指说一声,你得做俺司令的老婆就万事大吉。

所谓“硬”,可能只是我的幻觉。我在成人后读过一点关于儿童性意识的书籍,里面论述了儿童的各种性行为,比如拥抱亲吻、抚摸生殖器、扮病人与医生检查身体、过家家、比赛谁尿得远等,但没有谁告诉我:一个八岁大的男孩究竟会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勃起。

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包括那些看上去真实可信的细节,有多大程度上值得信赖?二零零五年一月,德国波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大脑中有一种“守门人”的功能,能对涌入大脑内的信息进行分类,即分成需要保留的和永远忘记的两类。而且,如果记忆同喜悦、恐惧或激动这些感觉结合起来,就会特别深刻。换句话说:我们总是记住我们想记住的,忘掉我们想忘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