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九五四年。这一年的中国相对平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于九个月前病逝;胡风还没有下狱;旧中国的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名著仍被读者垂青;人们在使用以万元为单位的旧币,同时不无疑惑地琢磨着刚领到手的布票、线票、棉絮票,谨慎地谈论着新颁布实施的宪法。代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虽然通过《把一切献给党》等宣言得到确定,但未还不曾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驯服每颗犹带有旧时代气息的心灵。那些曾经享受过腐朽生活方式的游魂余孽,不无惊恐地注视着天空的云层,以及云层中间正在形成的将要使他们的生活翻天覆地的飓风。

一切都具有那种不祥的味道,如一趟即将失控的列车。

在咣啷咣啷的铁轨撞击声中,一个叫李万铭的,成了老百姓街头巷议的话题。这位前国民党青年军士兵,成了新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二零零六年,学者刘军在第五期《文史精华》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诈骗第一案全豹》,以春秋笔法勾沉索隐,回顾了这个骗子拙劣的发家史。

骗,算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奉为武经的《孙子兵法》即是一部骗经,“兵者,诡道也。”又有《二十四史》,“随着一只鹿堂而皇之地成为马”,更是一部谎言史,字里行间无一处无粉饰、歪曲、欲盖弥彰。即便是“史家之绝唱”之《史记》,亦有故意颠倒事实之嫌(如把吕不韦与韩非子之著作放于被“囚”与被“迁”之前),又或前后矛盾(如对商鞅的评价)。

明人张应俞又著《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讲市井闾巷里的二十四种骗术,所谓“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可这个叫李万铭的骗子,想来也是刘项式人物,根本不玩智力,壮着胆大,私刻公章、编造履历、伪造高级领导的亲笔签名,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一直行骗至中央,在案发前还坐上中央林业部行政处长的宝座,娶上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这事有点荒唐。也不荒唐。用我妈的话说,那时代的人特别老实,哪里还记得《辞海》里关于骗子的词条,都认为他们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

李万铭案发后,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向艺术家们提出倡议,希望文艺界里出来一个中国的果戈理,也写一部《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讽刺。老舍先生随即以“李万铭”为原型,于一九五六年创作了五幕话剧《西望长安》,轰动全国。我那时小,在母亲怀里吃奶。后来也未有机会欣赏这部由著名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于村、金山、吴雪主演的话剧。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在北京保利剧院看了由娄乃鸣导演、葛优主演的话剧《西望长安》。

娄乃鸣说:“老舍剧本里写的是一个骗子,但他把大伙全能骗了其实就是一个表演大师,恰好葛优也是一个表演大师,正好是表演大师演表演大师。”坦率说,我对该剧的感觉并不大好,感觉是春晚小品。有血有肉的人物变成道具。剧本没有抖开包袱,重新撰写后的张力明显不够,血肉干瘪,基本上是靠葛优嘴里吆喝的几句“著名台词”来撑场面。前半段混乱,后半段冗长。那些有关于灵魂的词语并未登上舞台。它们浮现于观众的脸庞上,在一张张口鼻之间悄无声息地挣扎。平缓上升呈扇形展开的观众席如同一条隐秘又壮阔的影像之河,在穹形的剧院下方发出神秘的回响。他们为舞台提供一面自我观照的镜。我望着他们,打量着那些从他们内心深处浮出的静默的词语,感觉身体在缓缓下沉,意识到自己脚底下出现一个看不见的深渊。我屏住呼吸,在幽暗下坠的空间内中想象着那个取得令人眩目的表演成功的李万铭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