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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我说。

“那你就要大五岁了。你认识什么善于改护照的人吗？”

“认识，”我答道，“这儿我有一个熟人。换一张相片是容易的。”

施瓦茨点点头。“比换一个性格更容易。”他朝空无一人的地方凝视了一会儿。“如果你能够对绘画产生兴趣，那岂不是件奇怪的事吗？像施瓦茨那样——后来像我这样？”

我感到一阵哆嗦。“护照是一张纸，”我说，“它不是一种魔术。”

“不是吗？”施瓦茨说。

“哦，是的，”我答道，“只是方式不一样。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施瓦茨答应把他的护照送给我，这使我心里乱成一团，因此我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我一心只想着应当为露特弄到一个签证。我不妨试一试把她当成我的妹妹。可是，那大概也不会成功。美国领事馆的人是十分严格的。不过我还得去试一试，除非出现第二个奇迹。随后我听到施瓦茨在说话了。

“有一天在巴黎，他来到了我们的屋子，”他说，“花了他六个星期，可是他找到我们了。这一回，他没有从德国领事馆派什么人来。他亲自来了，站在那个挂着一些十八世纪田园版画的旅馆房间里——格奥尔格·于尔根斯，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海伦的弟弟，高个头，宽肩膀，两百磅或者超过两百磅的体重，比在奥斯纳布吕克还要十倍的德国化，尽管他穿的是便服。他瞪着眼睛朝我们注视着。

“‘原来都是些谎话，’他说，‘我就说这事有股臭鱼的味道。’

“‘那也不会叫你惊奇的，’我说，‘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发出臭气来。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海伦笑了起来。

“‘不准笑！’格奥尔格嚷道。

“‘不准嚷嚷！’我说。‘要不，我要把你扔出去。’

“‘那你干吗不亲自试一试啊？’

“我摇了摇头。‘没有危险的时候，你仍然在扮演英雄角色吗？你比我重二十磅。没有人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竞赛的。你要怎么样？’

“‘那不关你的事，你这个该死的卖国贼。滚出去。我要跟我的姐姐谈话。’

“‘就待在这儿！’海伦对我说。她愤怒得毛发直竖。她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身，抓起一只大理石烟灰缸。‘你用这种口气再说一句话，看你的脸上不吃这个家伙一下，’她十分镇静地说，‘这里可不是德国。’

“‘不是德国，很可惜。但是不要紧。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德国的。’

“‘绝对不会，’海伦喝道，‘也许你们这些武装机器人暂时可以征服它，可是它终归依然是法国。你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谈这个事吗？’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你带回家去。难道你不知道，在这里碰上战争，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不怎么知道。’

“‘他们会把你监禁起来。’

“我发觉海伦吃了一惊。

“‘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们关进营房，’我说，‘可那是一个拘留营——而不是像在德国那样的一个集中营……’

“‘这你才知道多少！’格奥尔格冷笑着说。

“‘足够多了，’我答道，‘我在你们的一个集中营里待过的嘛，多亏你。’

“‘你这个蛆虫。你是在一个康复营的，’格奥尔格鄙夷地说，‘可是，它对你一点没有好处。刚一被释放出来，你就立刻开小差逃了。’

“‘我倒真佩服你的辞令，’我说，‘若是有人从你们的魔爪下逃出来，就叫作什么开小差。’

“‘你还能管它叫作什么？给你的命令是不准离开德国！’

“我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当格奥尔格还没有权力把我关押起来的时候，这样的谈话我就已经和他进行过好多次了。

“‘格奥尔格一直是个极端愚蠢的人，’海伦说，‘一个体力强大的脓包。他需要他的装甲哲学，正像胖妇人需要紧身胸衣一样，因为没有了这东西，他就一点模样也没有了。不要跟他争辩。他会大吵大嚷，因为他是个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