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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施瓦茨说。“它的颜色在你记忆中是怎样变化的！活像洗衣店里的便宜衬衫。只有不幸的人才会觉得重要。我们到了巴黎，在塞纳河左岸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几间房。那里没有电梯，由于年代久远，楼梯都已经歪斜和磨损，房间都很小；可是我们可以眺望塞纳河，码头上的书亭，巴黎古监狱和圣母院。我们有护照。我们是人，一直到1939年9月为止。

“在那之前，我们还是人，不管我们的护照是真是假都一样。可是，假战[45]开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你从前在这儿的时候，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海伦问我。‘你被准许工作吗？’

“‘当然不能。我连存在都不被准许呢。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存在的人得到工作许可啊？’

“‘那你是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

“‘我记不起来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干过各种各样的营生。没有一个活计是干得长久的。法国人对法律倒是不太拘泥。要是你愿意接受低微的工资，你往往总能找到一个什么活儿来干。我在中央市场上运过板箱。我伺候过人家吃饭。我贩卖过领带、短袜和衬衫。我替人家补习过德语；难民委员会偶尔还给过我一点儿补助。我卖了几件个人物品。我还为瑞士报纸写过几篇短稿。’

“‘你就不能再找一份报纸工作？’

“‘不成。因为要找到那样一个工作，你得有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替人家给信封写地址。随后，就来了个施瓦茨，还有我那虚假的存在。’

“‘为什么说虚假？’

“‘因为人家当我是另外一个人，在一个死人名字的掩护下生活。作为我自己，我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倒希望你别这么称呼它。’海伦说。

“‘不管我把它叫作什么，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把它叫作双重的生命，借来的生命，或者把它叫作第二次生命。是的，也许这个说法最确切。我们好像是些遇难的人，他们一点没有遗憾，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记忆——就是这种记忆，使得人们感觉到他们已经失去了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却没有得到改善。’

“海伦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冒名顶替者、死尸，还是鬼魂？’

“‘从法律上讲，我们是旅游者。我们被准许待在这儿，但却不能工作。’

“‘好啊，’她说，‘那我们就不要工作呗。让我们到圣路易岛上去，坐在一条长凳上晒晒太阳。随后我们到法兰西咖啡馆，待在人行道上吃吃东西。这样一个日程表，安排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日程表。’我说。于是我们就照着它实行了。我不再去找那些零星的活。一连几个星期，从清早到清早，我们都待在一起。

“而在外面，时间却像暴风雨似的在呼吼：报纸的号外啊，军队的调动啊，议院的紧急会议啊，可是所有这一切，却跟我们全不相干。倒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我们生活在永恒之中。当你的世界上充满了感情的时候，就没有时间的余地了。你是在彼岸，是在时间的那一边。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相信？”

施瓦茨朝我转过脸来，露出一副绝望地恳求的神情。“你不相信吗？”他问。

我很累，而且我也没办法忍住表现得不耐烦。关于幸福的故事原是引不起什么兴趣来的，而施瓦茨那关于永恒的幻想也叫我觉得索然无味。

“我不知道。”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幸福或是永恒，说不定要等我们死了以后才会到来。到那时候，日历不再翻转，时间也就跟着停止了。可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那可没有办法了——不管我们干什么，总得有个时间，而时间是在逝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