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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苏黎世遇到你的妻子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在旅馆里遇到了她。我在奥斯纳布吕克感觉到的那种窘迫的因循延宕已经消逝了，而且是永远地消逝了。她不再悲愁和恼火，而是策略地利用起她的创伤了。我遇到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女人，我热爱的女人。仿佛平静无事过去的九年已经把我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那个过去却已经失去了把她禁锢起来的力量。对她来说，时间的毒药也在她越过边境的时候蒸发了。我们再也不受过去的支配：它是属于我们的。过去通常只是岁月的一种使人意气消沉的反映，可是我们的过去却成了这样一面镜子，只反映我们，而不反映其他的东西。冲破罗网的决心以及冲破罗网的行动使我们那么彻底地离开早已逝去的一切，以至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新生。”

施瓦茨瞅着我，他脸上又掠过那种古怪的表情。“幸福就那样待下来了。把它保持下去的是海伦。我没有能做到——特别到最后那段时间。但是她能够对付过去，这就够啦。要紧的倒是这个。你不同意吗？可是现在，我自己也非得这样做不可啦，不过仅仅这一遭。我跟你聊，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你们在苏黎世住下来了吗？”我问。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施瓦茨说，用一种更正常的语气，“我们住在那个城市和那个国家，就欧洲来说，那里的世界还没有开始旋转，只有那么个地方了。我们的钱，足够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海伦还带着几件珠宝饰物，我们可以拿来变卖，到了法国，我还有那个死去的施瓦茨的几幅绘画。

“1939年的夏天啊！倒像上帝想要最后一次让全世界看到和平是怎么个景象以及什么将要失去。那些日子里，洋溢着夏天的无忧无虑的气氛，但是等到我们离开苏黎世到南面的马焦雷湖[42]去的时候，情况可完全变得不像是真实的了。

“海伦已经接到她家里的来信和电话。她临走时留言，说她要去苏黎世看医生。对她家里的人来说，要找出她住在哪里是容易的：瑞士的登记制度效率极高。他们又是盘问，又是责备，搞得她不得安宁。她仍然可以回去。我们得做出决定。

“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但不是住在一起。我们是结了婚的，但是我们的护照上却填着不同的姓名。在这种时世，支配我们生活的是几张纸而已。我们确实不能够住在一起。这是一种奇怪的处境，可是它却增强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觉得时间已经为我们倒流回来了。根据一种法律，我们是夫妻，根据另一种法律，我们又不是。新的环境，长久的别离，特别是到了瑞士以后海伦身上发生的变化——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样样东西似乎很模糊，然而同时又是极度真实。而在我们这个怪异的世界上空，飘荡着我们已经记不起来的一场梦境那最后几抹正在消散的薄雾。当时，我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幸运的状态——我把它视为一件意外的礼物，好像有个神祇答应我把我第一次搞糟了的那一段生活重复了一遍，把它变成完美的生活。没有护照而从边境线的地下打洞过来的鼹鼠，如今变成了一只不知道有疆界存在的飞鸟。

“有一天早晨我去找海伦的时候，发现她正在跟一位克劳泽先生谈话，据她介绍，这是德国领事馆的一个人员。我一进去，她跟我用法语讲话，称我为雷诺阿先生。克劳泽把她的话给误解了，用拙劣的法语问我是不是那位名画家的儿子。

“海伦笑了起来。‘雷诺阿先生是打日内瓦来的，’她说，‘可他会讲德语。不过，他倒是一个十分崇拜雷诺阿的人。’

“‘你喜欢印象派的绘画吗？’克劳泽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