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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

“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选了一个座位，从那里可以密切注视我的钱。你想到这一点也真觉得有趣——一分钟之前，我宁肯花掉世界上所有的钱，只要能够穿过边境。可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却是，我们一穿过边境，我就把钱给取回来，即使非要我向那一家美国人进行袭击不可。我朝外一望，看见那个忧心忡忡的矮个子被带走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没有受到他那样的遭遇——随后，我才产生了同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同情也不过是一种用魔法驱走厄运的伪善的尝试。

“我十分憎恶我自己，可是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我确实想有所作为。我既要安全地越过边境，又要取回我的那笔钱。倒也不是那笔钱的本身——那是安全，海伦，未来的岁月。再说，那是钱，那是我自己的命根子，我利己主义的幸福。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它。可是，在我们心里，却往往躲着那个放肆且伪善的蹩脚演员——”

“施瓦茨先生，”我打断了他的话，“你是怎么样把钱拿回来的？”

“你提得对，”他说，“可是，我的长篇大论也是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瑞士海关警官走进餐车，而那家美国人不但有手提行李，而且还有衣箱放在行李车里。他们不得不走了。几个孩子也跟着出去。他们已经吃好。桌子也抹干净了。我便搬回原来的座位，把一只手搁在桌布上，摸着那微微隆起的地方。

“那侍者又把酒搬了过来。‘跟海关警官应付得还不错吧？’他问。

“‘当然，’我答道，‘把烤肉给我送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

“‘不，’他说，‘还没有，要等我们火车开动的时候才算。’

“他走到厨房里去了，我便等着火车开动。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极不耐烦，我肯定你是全都知道的。我定睛望着车窗外面站台上的人们：一个穿着晚礼服、裤子显得太短的矮子，来回地推着一辆小车，发疯似的在试着兜售奥地利制造的酒和巧克力。跟我同车厢的那个惊慌失措的人正在走回来。只有他一个人，赶得非常急促。‘喝得真快！’侍者在我旁边说。

“‘什么？’

“‘看起来好像您在试着扑灭大火似的。’

“我朝酒瓶瞟了一眼。它差不多已经空了。我甚至连自己在喝酒都不知道。这时，餐车突然倾侧了一下。酒瓶摇晃起来。我用手将它抓住。火车开动了。‘给我再来一瓶。’我说。侍者一溜烟不见了。

“我把钱从桌布底下取出来，放进了口袋。没过一会儿，那一家美国人回来了，往我刚才坐过的那张桌子边坐下，点了咖啡。那个小姑娘开始拍风景照片。她聪明极了，我心里这样想，这正是天下最最美丽的风景。

“侍者拿着一瓶酒回来了。‘这会儿我们已经在瑞士啦。’

“我付了一瓶酒的钱，还给了他一笔优厚的外赏。‘这瓶酒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不需要它了。我要庆祝一件喜事，可是我发觉那第一瓶酒对我来说已经过量了。’

“‘因为您是空着肚子喝酒，先生。’他解释道。

“‘是的，正是这个道理。’我站起身来。

“‘今天是您的生日吗？’侍者问。

“‘不，’我说，‘是我的金婚纪念日。’

“跟我同一间车厢的那个小矮个子默默无言地坐了几分钟。他的汗水已经不流了，可是一点也不夸张，他的衣服却已经湿得能拧出水来了。随后，他开腔了。‘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

“‘是的。’我说。

“他又不吭声了，却朝车窗外面望着。我们在一个写着瑞士地名的车站上停车了。有个瑞士站长挥动着一面旗子。两个瑞士警察站在行李车旁边聊天。有一个出售瑞士巧克力和瑞士香肠的货摊。我那旅伴伸出手去，买了一份瑞士报纸。‘咱们是不是已经进了瑞士啦？’他问那个报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