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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警察眯缝起一只浅蓝色的眼睛。‘我明白。监视边防嘛。’

“我举起一只手。‘我必须要求你千万不要透露一个字。这是机密。先前我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竟把它从我这里刺探出来了。你是党员吗？’

“‘当然是。’那警察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头发是红色的。我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好样的！这有一点小意思，想送给你们两位。把你们麻烦够了，一起来痛饮一杯吧。’”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抹凄凉的微笑。“也真奇怪，蒙骗那些以怀疑为职业的人竟是这样的容易。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没有证件的时候可不曾有过，”我说，“可是，我很钦佩你的妻子！她估计到那封信迟早会有用。”

“她一定认为，要是她跟我讲明了，我是不会拿这封信的。为了道德上的原因，或者，也许我不敢。其实，我是会拿的。不管怎么说，这封信倒是搭救了我。”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兴趣越来越浓了。这会儿，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眼。一个英国人和那个德国外交官在舞池里。他们正在跳狐步舞，那个英国人的舞艺比较高明。德国人需要更多的回旋余地。他跳起舞来一味蛮干，把他的舞伴推在前面，活像推一门野战炮似的。在半明半暗中间，有一会儿工夫，我仿佛觉得一盘棋活过来了。两个棋王，那个德国人和那个英国人，不时危险地碰在一起。可是那个英国人却往往能够设法避开。

“后来你又怎么办呢？”我问施瓦茨道。

“我走到自己房间里。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把事情考虑一番。海伦救我出险的做法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正好比突然出现了一个救星——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把一片绝望的混乱变成一个美满的结局。可是，事情很清楚，在那个警察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和思考之前，我最好还是启程上路。既然鸿运临头，我就决定信赖我的幸运。我问了问火车的时刻，发现一小时后有一班开往瑞士的特快车。我跟老板娘说，我必须去一天苏黎世，只带走一个包，问她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另一个包保管到我回来。于是，我到了火车站。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你小心谨慎了几年，随后你把一切谨慎小心都抛到风里去了。”

“干过，”我说，“可是，有时候你做错了。你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但是，事实上它根本什么也没有欠你。”

“当然没有。”施瓦茨说。

“可是，有时候你对老办法失去了信心，决定试一下新的。海伦要我同她一起乘火车通过边境。我没有那样做，要是她的灵机妙算没有救我出险的话，我一定就完蛋了——因此，现在我认为还是照她的办法做为妙。”

“你那样做了？”

施瓦茨点点头。“我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奢华往往会使人产生信心。我到火车开动的时候才想到身上带的那笔钱。在车厢里，我又没法儿把它藏起来：我不是单独一个人。我有一个同车旅伴，一个男人——他脸色十分苍白，看样子有点忧心忡忡。我试了试卫生间，可是两间都有人占用。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到了边境的车站。我的本能驱使我走进了餐车。我坐下来，点了一瓶价钱昂贵的酒，还要来了菜单。

“‘您有行李没有？’那侍者问。

“‘有，在隔壁一节车厢里。’

“‘那您是不是可以先去照顾一下海关的事儿？这里的座位我可以替您保留着。’

“‘那要花很多时间。先来点儿东西让我吃吧。我饿透了。我把账先付给你，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要回来的。’

“我本来希望边防警卫会放过餐车，可是没有那样的幸运。那侍者刚刚把酒和汤在桌子上放好，两个穿制服的人就走过来了。就在这时，我把我的钱偷偷地塞到毡制桌布下面，一边又把海伦的那封信夹在我的护照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