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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一个警卫干脆地问。我把护照递给他看。‘没有行李吗？’打开护照以前，他问。

“‘只有一个手提箱，’我说，‘就在隔壁一节头等车厢里。’

“‘你得把它打开。’另一个警卫说。

“我站了起来。‘给我保留这个座位。’我对那个侍者说。

“‘当然，先生。您账都预先付了。’

“那海关警卫瞪着我看。‘你账都预先付了吗？’

“‘是啊。要不，我就付不起啦。一出边境，你得用瑞士法郎。这种货币，我可一点也没有咧。’

“那海关警卫笑了起来。‘这个主意倒不坏，’他说，‘有趣的是，许多人都想不出来。你先走吧。我一路上还要检查别的乘客。’

“‘我的护照怎么样？’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你的。’

“我走到自己的车厢里。我的旅伴坐在那儿，看样子比刚才更焦躁了。他不时用一条湿漉漉的手帕抹着他那满是汗水的脸和手。我望着外面的站台，把车窗打开了。万一被捕，我跳出去也没什么意思。逃跑是不可能的，可是让窗子开着，好歹对我起到了抚慰的作用。

“一个警卫站在门口。‘你的行李！’

“我把我的手提箱拿下来，打开了。他朝里看了看。随后他去搜查我那旅伴的行李。‘好了。’他说道，敬了个礼。

“‘我的护照。’我说。

“‘在我的同事那儿。’

“他的同事，停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他不是那个刚才取走我护照的警官，而是一个穿制服的党员，戴着眼镜，穿着高筒皮靴。”施瓦茨微微一笑。“德国人多么爱穿高筒皮靴啊！”

“他们需要它们嘛，”我说，“要踩过他们自己制造的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

施瓦茨喝干了他那杯酒。他总共也没有喝多少。我看了看手表：三点半。施瓦茨注意到了。“不会再耽搁多久的，”他说，“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去搭乘那条船。余下来的，都是有关幸福的事。关于幸福的事，从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

“怎么让你混过去的？”我问。

“那个党员已经看过海伦冒写的那封信。他把护照还给我。问我在瑞士有没有熟人。我点了点头。

“‘是谁？’

“‘阿默尔和罗滕贝格。’

“那是在瑞士工作的两个纳粹党人。凡是在那里住过的流亡者，个个都知道他们，而且个个都恨透了他们。

“‘还有别的人吗？’

“‘我们派在伯尔尼工作的一些人，我想没有必要把他们一个个都说出来吧？’

“他敬了个礼。‘祝你幸运。希特勒万岁！’

“我的旅伴可没有那么幸运。他只好把所有的证件都交出来，而且受到盘问。他浑身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我不忍看到这个光景。‘我能回到餐车里去吗？’我问。

“‘当然！’那个党员同志说。‘我祝您好胃口。’

“在我离去的一段时间里，餐车里已经坐满了乘客。一家美国人把我的桌子给占了。‘我还以为你替我把位置保留好了！’我跟那侍者说。

“他耸了耸肩膀。‘我试了，先生。可是，对付美国人你有什么办法啊？他们不懂德语，他们爱在哪里就在哪里坐下了。您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就坐呢？一张桌子终归只是一张桌子嘛。瞧，我已经把您的酒都给搬过去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家四口把我的桌子给占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十六岁的小姑娘，就坐在我的钱钞旁边。我不可能硬要回到先前那张桌子。那样会引起无谓的骚乱。我们毕竟还在德国的土地上呢。

“当我站在那儿想要做出决定的时候，那侍者说：‘请您坐下吧，先生。他们一走，我就让您搬回去。美国人吃东西倒是挺快的。三明治和橘子水。回头我再侍候您吃一顿丰盛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