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第3/10页）

说理从定义开始

古典修辞学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中有四个争议点：事实（coniectura）、定义（definitiva）、品质（generalis or qualitas）、程序（translatio），前两个都与定义有关，这是因为说理中要说服听众接受的“事实”，如果有争议，关乎的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由理解和解释所确定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其实是一个包含着定义的“看法”，它的“事实主张”（categorical claim）是事物的类属和属性的名称，或者是“名称即实质”意义上的那种实质，但并非客观实质。“事实主张”包含的定义往往是以命题陈述或其他类似形式出现的，用来修饰、说明、确定主语的性质或类属。例如，滑轮是一项体育运动，涂鸦是一种艺术，红歌像莎士比亚作品。

说明、确定事物的性质，为它做某种定性，这是说理最基本的功能。说理的其他功能，如确定因果关系、判断价值或品质、倡议行动等都会涉及如何确定讨论对象的性质，如何对基本观念有所定义的问题。清晰的概念对于任何一种理性、逻辑的说理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说理都是从定义开始的，尽管未必都以定义为争议点。

以事实或以定义为争议点的说理有所区别，也有所关联。以事实为争议点的说理提出的是“事实主张”，它要说明的是某某事物“是什么”，如果那个“是什么”的“什么”本身并不清楚，本身就有争议，那么就需要对那个“什么”进行说明和定义，于是也就成为以定义为争议点的说理，它提出的是“定义主张”（definitional claim），这在下面还要谈到。

在“事实主张”中，确定一个事物的性质或本质，给它一个名称，所用的字词并不总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往往带有感情或倾向性的色彩，产生能够影响听众倾向的修辞效果，因此本身就可能引发争论。例如，1957年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是“善意建言”还是“猖狂进攻”，不速之客的电子邮件是“商业广告”（合法的自由言论）还是“垃圾邮件”（应予禁止的“骚扰”），在有女性的饭桌上讲“荤段子”是“说笑话”还是“性骚扰”，这里面的区别很大，因此很可能成为说理的争议点。

“事实主张”给事物一个名称，是对它作一个解释性的陈述，发表一种看法，用以主张某事物的存在或不存在（如“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或者主张某事物具有何种属性（“中国是民主国家”）。在“事实主张”中，名称只是一个被说成是事实的“事实”，与可以客观确认的事实是不同的。例如，“秃鹰在动物保护的名单中”，这是可以确认的（只要查考一下名单就可以了），但“秃鹰是濒临绝种的动物”，这便是一个“事实主张”，而不是事实，因为可能有人认为秃鹰还没有到濒临绝种的地步。

支持“事实主张”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是举例，例如，说美国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就会举出它种种违反人权的例子，如“发动战争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在驱逐‘占领华尔街’的人群时，阻止媒体接近现场，还封锁了空中领域以防止媒体用直升机航拍。不仅如此，警方还对记者使用胡椒喷雾，逮捕了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约200名记者，肆意践踏新闻自由和公众利益”（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011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然而，不管用多少例证，“事实主张”都可能引起反驳，例如，斯大林统治下有无数家破人亡的例子，但是，对于“斯大林是极权独裁者”这样一个事实主张，仍然还是会有人提出异议来反驳。反驳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否认事例的准确性（例如，指责受害者在夸大其词，或者说受害者人数统计不准确），第二是举出相反的例子（斯大林时期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富强、国际地位崇高等等，或者主张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三七开），第三是对事实名称的定义提出怀疑（例如，对什么是“极权”、什么是“独裁”作“符合苏联国情”的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