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不恨罪犯（第4/9页）

他等了几天才动笔写回信。他想要理清自己的思路，找到合适的措辞。（没有必要着急。现在每件日常琐事都必须拖着慢慢完成：一种新的瑜伽。）而这一次她的回信十天后就到了。

亲爱的威利：

我以为你会在信里责骂我。但你没有。你真是圣人。也许不管怎么说，你的身上流着爸爸的血……

而他所有的只是严密控制、高度戒备的监狱生活：九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十五个小时的监禁。

“谢谢您的光临”这句给来访者看的话写在前门处的墙壁内侧，在通往双层大门的走道尽头。给犯人看的话则用生动的斜体字写在几块略小一些的牌子上面：“真理战无不胜。愤怒是最大的敌人。行善是最伟大的教义。工作就是敬神。非暴力是最最伟大的教义。”总有一天他会对这些牌子视而不见。但刚开始的时候，威利生出一种学生似的调皮劲儿——虽然他已年近半百——想在墙上涂鸦：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但他从没真的去写过。那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但他总是想象那句话悠然自得地插在其他那些毕恭毕敬的话语中间，暗暗窃笑了好几个星期。

威利的囚室里还住着其他七八个犯人。人数时多时少：有人进来，有人出去。这间囚室很宽敞，三十英尺长，十到十二英尺宽。对于某些犯人而言，这间囚室比他们在外面见过的房间都要大。

有一两个犯人是在某个城市的工厂贫民区长大的，在家时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同住一室。那里的房间通常都是四四方方的，长宽高都是十英尺，大概七英尺高的地方搭出一个小阁楼，这对于上夜班的人特别有用，他可以在那里睡上一上午或一下午而不影响下面其他家庭成员忙忙碌碌。把这些告诉威利的那个人，开始时说得很实在，但后来发现威利听了很震惊，就忍不住夸大其词了。威利问了他很多问题，最后他不得不勉强——因为很煞风景——承认他所谓的一大家子同住一室，之所以可以相安无事，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是在室外，在宽敞的走廊上和院子里做的。至于其他，那人说，就像是挤公共汽车。你以为自己上不去，可你不知怎的就上去了；你上去了，又以为会坚持不住，可没过一两分钟，车子一开动，每个人就都安稳了，再过一会儿，每个人就都舒坦了。这有那么一点儿像监狱，那人说。你以为自己会受不了，可不久你就发现事情没那么坏。有一个像样的屋顶，大热天里有吊扇，结实的混凝土地面，一日三餐按时供应，每天早上院子里的水塔都会供水，甚至还能看会儿电视，只要你不介意和别人一起站着看。

那个人对监狱生活的满足给了威利些许安慰。甚至在那个人被转到其他地方之后——这在监狱里司空见惯——威利仍然记得他说的那句有关“安稳”的话，还把它纳入了他的瑜伽。

慢慢地，囚室里的犯人都换成了威利这样的人，脱离了革命，向警方投了降。之后，他们的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对此监狱长似乎有意作出解释，某天他在全体毕恭毕敬的狱吏簇拥下作每周例行巡视，训话的时候他说他们现在是“政治犯”。监狱长说，当年英国人设立了这一罪犯类别，专指像甘地和尼赫鲁那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触犯了法律，但不能像对待普通犯人那样对待他们。

威利为自己将享受优待而感到兴奋。但是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多久。关押在两间政治犯囚室中的犯人可以在监狱制度的范围之内自由地组织活动。而威利很快就发现，这样的优待其实把他带回了他好不容易才挣脱的那种生活中。政治犯的日常生活几乎等同于当初柚树林营地的生活，只不过没有枪和军事训练。每天五点半被唤醒。六点钟在室外集合，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在监狱菜地和果园里劳动。九点钟回来吃早饭。吃罢早饭阅读当地报纸（由监狱提供）并讨论当日新闻。但上午严肃的脑力工作是研读毛泽东和列宁的著作。在这种半虔诚半敷衍的学习中，犯人们会就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说一些他们认为必须说的话，对此威利深感乏味，认为那完全是对教养和智力的浪费，不久，尽管能够享受优待，尽管这种学习能保证他在监狱中得到尊重，威利还是忍无可忍了。他觉得，如果他不得不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参加这类讨论，他脑子里剩下的那些东西会腐烂的。甚至在下午的体育锻炼，排球、慢跑等等——那是为了让他们身体疲乏以便入睡——结束之后，晚上六点半囚室上锁了，大家还在进行政治讨论，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浅陋而虚伪的老生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