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卖玫瑰花的人

这种生活始于很多年前，在柏林。另一个世界。他借住在妹妹萨洛姬妮那里。离开非洲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不必担惊受怕，几乎像个观光客似的，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当然，这种新生活早晚会结束。有一天萨洛姬妮对他说：“你已经在这儿住了六个月了。我没法再为你申请签证延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恐怕不能再待在这儿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法儿跟它对着干。你得考虑换个地方了。有没有想过去哪儿？想过做点儿什么吗？”

威利说：“我知道签证的事。我一直在考虑呢。”

萨洛姬妮说：“我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怎么回事。无非是置之不理罢了。”

威利说：“我不知道能做点儿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

“你从来就没觉得自己能做点儿什么。你也从来不明白男人得为自己打天下。”

“你说得对。”

“别这样和我说话。压迫阶级才这么想。他们只要自己坐稳了，就以为天下将继续太平下去。”

威利说：“你这样牵强附会，帮不了我什么忙。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觉得以前总受命运的播弄。在印度那会儿，我能做什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英国，我又能做什么？在非洲又能做什么？”

“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你妻子真够可怜的。她还以为自己跟了个男人呢。她真该跟我谈谈。”

威利说：“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这会儿在柏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是局外人，就因为你自己想做局外人。你总是选择躲起来。你这是殖民者心理，种姓主义心理。从爸爸那儿遗传下来的。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非洲那场伟大的游击战争，难道你不知道？”

“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自始至终就是一场秘密战争。”

“那是场荣耀的战争。至少开头是的。回想起来总能令人热泪盈眶。一个贫穷无助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完完全全从零开始。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你找过他们吗？你加入过他们吗？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吗？对于任何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都算得上是件大事业了。但对你不是。你就躲在自己的庄园大宅里，陪着你那位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娇小可爱的妻子，用枕头蒙住耳朵，一心只想着千万别有什么黑人自由战士挺着枪踩着皮靴深更半夜闯进来吓着你们。”

“不是那么回事，萨洛姬妮。在内心深处我总是站在非洲人一边，但是并没有什么仗需要我去打。”

“要是人人都这么说，那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发生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有仗要打。”

当时他们正坐在克尼塞伯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冬天，这家咖啡馆里总是氤氲着暖意，侍者都是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很合威利的口味。而现在正是夏末，咖啡馆里空气凝滞，令人感到压抑，那里的一整套仪式已司空见惯，仿佛在提醒威利——无论萨洛姬妮怎么说——时光正白白流逝，使他想起他们在教会学校里必须熟记的那首神秘的十四行诗。“而这消逝的时光就是夏日……”

一个年轻的泰米尔人走进来卖长枝红玫瑰。萨洛姬妮轻轻打了个手势，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包。泰米尔人走过来，递上一枝玫瑰，但始终同他们没有眼神交流。他无意和他们攀亲。这个卖玫瑰的人，沉着自持，满肚子自我价值。威利没有去看那人的脸，只是盯着他的棕色裤子（远方的裁缝做的）和毛茸茸的手腕上的特大号镀金手表和手镯（也许不是真金的），看出这个卖玫瑰的人在他原来生活的环境里大概只是个微不足道、不被人注意的角色。而在这里，在一个他或许知之甚少（和威利一样）的环境中，在一个他或许尚未学会理解的环境中，他仿佛被剥离了自身。他变成了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