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4/14页）

有人说，屠格涅夫在罗亭身上描绘的便是巴枯宁的形象，但是罗亭并没有反映巴枯宁的某些特点。屠格涅夫是在模仿《圣经》中上帝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罗亭。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二，那个耳朵里装满了青年巴枯宁的哲学语言的人。

在伦敦，他首先要使《警钟》革命化24；他把他在1847年反对别林斯基的话，在1862年几乎全部照搬到了我们身上。宣传还不够，必须采取不可避免的行动，必须建立中心和委员会；与人们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还不够，必须有一批“献身的、半献身的同志”，在当地建立组织——斯拉夫人组织，波兰人组织。巴枯宁认为我们是温和派，不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热情。然而他并不泄气，相信不久就能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等待我们转变的时候，巴枯宁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斯拉夫人。其中有捷克人（从文学家弗里奇25到一个名叫纳波尔斯托克的音乐家），塞尔维亚人（他们彼此总是简单地用父名称呼，如约翰诺维奇，丹尼洛维奇，彼得罗维奇等），瓦拉几亚人（他们总是模仿斯拉夫人，名字后要带一个“伊斯科”的尾巴），最后，还有一个在土耳其军队中当过医生的保加利亚人，以及各种牌号的波兰人：波拿巴主义者，梅罗斯拉夫斯基派，恰尔托雷日斯基派……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带有军官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贵族，以及各种普通士兵，那些愿意在美国北部或南部任何一边作战，尤其是在波兰作战的人。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巴枯宁从他们那儿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昼夜不停地争论，宣传，命令，叫喊，决定，指导，组织和鼓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短暂的间歇时刻，他便在写字台上抹去灰尘，腾出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信，写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别洛克里尼茨。信写到一半，他会突然扔下笔，对一个落后的达尔马提亚人教训几句……然后，还没把话讲完，又拿起了笔，继续写信，不过这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写的和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的活动能力，他的散漫作风，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过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个巨人，脑袋像狮子的头，披着一头直立的鬣毛一样。

他到了五十岁还完全像刚从马罗塞伊卡来的流浪的大学生，布尔戈尼街上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他从不关心明天，从不把钱放在心上，有了钱便随手乱花，没有钱便不论遇到谁就开口借钱，而且满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从不考虑还钱，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文掏给别人，只要留下足够买雪茄和茶叶的钱便成。他从不为这种生活方式烦恼……他生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一辈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人终于问他，他怎么看待私有财产权，他一定会像拉朗德26就上帝问题回答拿破仑一样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远不需要这种权利！”

他的身上有一种孩子似的单纯气质，他对人从无恶意，这赋予了他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强者和弱者，只有冥顽不灵的小市民才会对他无动于衷。27

他怎么会结婚，我只能用西伯利亚的寂寞作解释。他虔诚地保持着祖国的一切风俗习惯，这是指莫斯科的大学生生活——烟草总是像储备的粮草一样堆在他的桌上，纸张和没有喝完的茶杯下尽是烟灰……从早上起屋子里就烟雾弥漫，照例有一支吸烟队伍在那里吞云吐雾，像吸烟比赛似的，争先恐后地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烟雾，总之，那盛况只有在俄国人和斯拉夫人那里才会见到。到了深夜，房东的使女格莱丝还得把第五罐砂糖和开水送进这间斯拉夫解放事业的育种房，我看到她那副既惊奇、又有些害怕和困惑的神色，好几次感到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