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3/14页)

整整三年。待遇大概不错,以致连这个大个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1854年,巴枯宁被转移到了施吕瑟尔堡。尼古拉担心查尔斯·内皮尔19会搭救他,其实查尔斯·内皮尔和他的舰队不是要使巴枯宁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国脱离尼古拉的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有时会大发慈悲,宽宏大量,却仍把巴枯宁留在堡垒里,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东西伯利亚居住。在伊尔库茨克,他经过九年的监禁之后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幸运的是边区长官是个怪人,一个民主主义的鞑靼人,自由主义的专制暴君,米哈伊尔·巴枯宁和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20的亲戚,他也姓穆拉维约夫21,但这时还没获得阿穆尔伯爵的称号。他让巴枯宁喘了一口气,可以过人的生活,阅读书报杂志,还与后者一起幻想未来的革命和战争。出于对穆拉维约夫的感激,巴枯宁甚至在头脑里任命他当了未来的地方自治军司令,预备在将来便派这支军队去消灭奥地利,建立斯拉夫联盟。

1860年,巴枯宁的母亲上书沙皇,要求准许她的儿子返回俄国。沙皇说,只要他还活着,他不会让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但是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关心,让她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他准许他在政府机关当了一名文书

这时巴枯宁考虑了皇上红润的脸色和四十岁的年纪,决定逃走;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几年的情况清楚不过地证明,他在西伯利亚已没有什么好等待了。九年的监禁和几年的流放已经太多。人们说,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处境变坏了,这话不对,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时代变坏了,人变坏了。巴枯宁的逃跑对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么影响?至于那个科尔萨科夫23受到的处分……那是不值一谈的。可惜他没有得到加倍的惩罚。

巴枯宁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区域十分辽阔,从地理意义上说,这是最长的逃跑路线。他以商业事务为借口到达了阿穆尔河,说服一个美国船长把他带到了日本海岸。在函馆,另一个美国船长又答应让他搭船前往旧金山。巴枯宁上船时发现船长正忙于煮菜,预备招待一位贵客,他邀请巴枯宁作陪。巴枯宁接受了邀请,等客人到来,他才知道这是俄国的总领事。

躲避已经太迟了,也是危险的,可笑的……他立即开始与他谈话,说他获准进行一次旅行。当时有一支俄国小舰队,记得是由海军上将波波夫率领的,正停在海上,预备开往尼古拉耶夫。

“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国?”总领事问。

“我刚到这儿,”巴枯宁答道,“我想在这儿再玩几天。”

他们一起吃了饭,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过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国船上驶过了俄国舰队……现在除了海洋,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巴枯宁稍稍熟悉了一下环境,在伦敦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与当时在那儿的所有波兰人和俄国人一一见面之后,便立刻着手工作。除了热情洋溢地进行宣传,鼓动,以至煽风点火以外,除了日以继夜、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秘密活动,密谋策划,互相串连,赋予这些活动以巨大的意义以外,巴枯宁还准备身先士卒,付诸行动,准备为此牺牲,勇敢地承担它们的一切后果。这是英雄的性格,只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使它不能有所作为。有时只得无谓地消耗他的力量,正如一只狮子关在笼里只能把力量消磨在踱来踱去,幻想怎样冲出牢笼一样。但他不是空谈家,不是不敢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敢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人……

巴枯宁有许多弱点。但是他的弱点是次要的,他的强大品质却是主要的。不论给命运丢到哪里,立刻能抓住环境中两三个特点,发现革命的潜流何在,马上对它进行引导,为它开拓道路,使它成为人人关心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优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