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二章（第4/7页）

“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我已担负了这么重大的责任！”12

根据这一切很容易明白，他没有编完语法书便走了。他去了土耳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进一步接近分裂派教徒，与他们建立新的联系，如果可能，就留在那儿，开始传播自由教会和村社生活的福音。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竭力劝他别走，继续工作。但对流浪生活的向往，对伟大事业和闪耀在他眼前的伟大前景的渴望，比我更加有力，他终于走了。

他与马尔季亚诺夫几乎是同时离开的。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和考验，终于在雅西和加拉茨之间埋葬了亲人，自己也消失在那儿了；另一个则是在苦役劳动中葬送了自己——沙皇骇人听闻的顽固和地主官僚报复成性的残暴把他送到了西伯利亚。13

在他们之后，另一种气质的人登上了舞台。我们的社会蜕变往往并不深刻，只涉及浅浅的一层，因此演变迅速，形态和色泽也不断更改。

在恩格尔松和克利西耶夫之间，正如在我们和恩格尔松之间一样，相隔了整整一个发展阶段。恩格尔松是一个受损害、受侮辱的人；整个环境给他的危害，他从小呼吸的污浊空气，都使他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掠过他身上的一线光明，使他在死前得到了三年的温暖，然而那时不治之症已在咬啮他的胸膛。克利西耶夫也遭到了环境的摧残和蹂躏，然而他没有绝望和屈服；他留在国外，不仅是为了平安，也不仅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压迫，他是要奔向一个地方。至于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这正是他这一代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在寻找，而目前只是在四面张望，要把在学校、书本和生活中取得的大量观念理出一个头绪，但也可能永远理不出头绪。他的内心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断裂层，它对他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怀着它在等待可以吸引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或者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

现在我们回头再谈克利西耶夫。在土耳其游荡了一阵，他决定在图尔恰定居；他想在那儿建立一个宣传中心，在分裂派教徒中开展活动，为哥萨克孩子办一个学校，并进行公社生活的实验；在公社中，收益和损失由全体社员分摊，细活和粗活，轻活和重活，也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住房和食物的廉价供应，为实验创造了条件。他结识了涅克拉索夫哥萨克14的老首领冈察尔15，起先把他捧上了天。1863年夏，他的弟弟伊万16来到了他这儿，这是一个漂亮的、很有才干的小伙子。他因为在大学里参加学潮，从莫斯科被放逐到彼尔姆，在那儿遇到一个为非作歹的省长，老是挑他的岔子。后来他又被叫回莫斯科，要为什么事作证；他面临着危险，可能会流放到比彼尔姆更远的地方。于是他逃出警察局，经过君士坦丁堡，到了图尔恰。他的到来使哥哥非常高兴，他正在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最后，他把想念他的妻子也叫去了——她一直在我们的照料下住在特丁顿。在我们为她置办行装时，冈察尔到伦敦来了。

狡猾的老头儿嗅到了骚乱和战争的气息，于是走出自己的山洞，想打听消息，摸摸情况，看自己应该与谁联合，反对谁。除了俄语和土耳其语，他什么话也不会讲；他先是到了马赛，又从那儿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恰尔托雷日斯基17和扎莫伊斯基18，据传说，他还被带去会见过拿破仑，不过这事他自己没向我讲。这些会谈毫无结果，于是白发苍苍的老哥萨克摇摇头，眯缝着狡猾的眼睛，用17世纪的笔法写了封信给我，在信上称我为“伯爵”，还问可不可以来看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

那时我们住在特丁顿，不懂英语是很难找到那个地方的，我特地坐火车到伦敦去接他。一个俄国乡下佬走下了车厢，样子像个土财主，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俄国式胡髭，人不胖，但身体结实健壮，生得相当高，皮肤晒得黑黑的，手里提着一个花布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