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二章（第2/7页）

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声惊醒了我们，我们听到了国外的声音，许多明智之士开始复述那些话，他们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嫁接现象，我们匆匆忙忙奔向西方教育，不是为了分担他们传统的疾病和腐朽的成见，而是为了“与旧的相比较”，为了可以同步前进，不致落在他们后面……然而我们从实际中看到，在觉醒的思想中，在成熟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神圣的东西”，有的只是问题和任务，思想在探索，理论在否定，坏的和“众所公认的”善在一起摇晃，试验和怀疑的精神正把一切不加区分地带向深渊，而深渊边上的栏杆早已拆除，于是恐怖和惊慌的喊声凌空而起，头等车厢的旅客合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车厢飞出轨道，列车员们赶忙煞车，要使火车停止一切活动。

当然，害怕是没有道理的。正在兴起的力量还太软弱，不可能使六千万人的火车改变轨道。但是它有自己的纲领，可能还是预言。

克利西耶夫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最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然而他已丧失了全部精神财富。他否定了旧的，抛弃了固定的一切，离开了海岸，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无边的海洋。他同样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信仰和反信仰，对待俄国的秩序和西方的秩序。只有一点在他心中扎了根，那就是他激烈而深刻地意识到了当代国家制度在经济上造成的不公正，这导致了对它的憎恨，对他认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会理论的模糊向往。

在理解之后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这是他不容剥夺的权利。

在伦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个地区——富勒姆区的一条小胡同中，那里住的都是面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爱尔兰人和各种面黄肌瘦的工人。走进这些阴暗潮湿、没有屋顶的砖石走廊，只觉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光线，没有一点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颜色，暗淡无光，煤灰和烟灰又给一切披上了一层丧服似的黑纱。这里看不到店员运送食物的手推车，找不到出租马车，听不到狗吠声——狗在这儿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只沾满煤灰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乱蓬蓬的猫跑出屋子，爬上屋顶，靠在烟囱旁边取暖，一边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里实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时他不在家。一个非常年轻、又非常难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肿的眼睛，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铺的一块草垫旁边，草垫上有个一两岁的孩子正发高烧，翻来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我望着他的脸，想起了另一个孩子死前的面貌。那是同样的表情。过了几天，他死了，但另一个又出生了。

贫穷统治着这个家庭。那个消瘦的妇女，或者不如说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简单地忍受着一切。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虚弱憔悴的外形，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消瘦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和忠诚的意志。她对我们那些廉价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是，或者希望是，我们后来称作虚无主义者的那种女人，头发总是挽成古怪的式样，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烟，不怕大胆的思想，也不怕大胆的谈吐；她对家庭美德无动于衷，从来不讲神圣的责任，也不会说她每天所作的牺牲如何甜蜜，压在她年轻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轻松。她从不炫耀自己与贫困所作的斗争，只是默默地从事一切：缝补，洗濯，养孩子，煮菜，打扫房间。她对丈夫说来是一个坚定的同志，跟着他到处流浪，东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后两个婴孩，然后作为一个伟大的殉难者，在遥远的东欧献出了生命。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