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3/19页）
现在怎么能无所事事，安心睡觉……应该工作！于是我以双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劳动不再毫无收获，不再沉没在寂静的原野中了，从俄国传来了响亮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支持声。《北极星》被争先恐后地阅读。俄国人不习惯的耳朵终于适应了自由的言论，迫不及待地聆听着它英勇顽强的声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讳的勇气。
1856年春季，奥加辽夫来了；过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钟》第一期出版了。没有相当近的周期性，就没有刊物和读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书会留下，报刊却会消失，但书是留在图书馆中，报刊却是消失在读者的脑海中，由于不断的反复，它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变成了他本人的思想。正当读者开始忘记它的时候，新的一期又来了，那是永远不怕反复的，它既提示旧的，也补充新的。
确实， 《警钟》的影响在一年中远远超过了《北极星》。在俄国， 《警钟》满足了对没有经过书报审查制度摧残的刊物的需要。年轻的一代向我们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写来了催人泪下的信……但是支持我们的不仅是年轻的一代……
“《警钟》就是权力。”卡特科夫13在伦敦对我说，真有些谈虎色变；接着他还告诉我，它便放在罗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农民问题上作参考……在此之前，这么讲的还有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萨马林，卡韦林15，开明派的将军们，五等文官中的开明人士，渴望进步的宫廷贵妇人，爱好文学的侍从武官；连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样，总是匍匐在一切权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钟》，仿佛刚吃了不少巧克力糖……对全面胜利而言，只是还缺少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场了。1858年还没过去，我们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诉书》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论家那么高傲而冷酷，像大公无私的法官那么铁面无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龙一样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从我头顶浇下18。这位官僚制度的圣茹斯特的手法使我惊讶。而现在……过了七年19，经历了米哈伊尔时期20严酷的言论和严酷的爱国主义之后，奇切林的信显得只是和风细雨了。再说，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一样，《控诉书》发表之后舆论哗然，群情愤激，我们反而得为它尽力劝解生气的朋友们。我们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议书达几十件；控诉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单独或联名写的信，信上充满了责备之词，其中一封是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现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们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风，亲自把这信转给了我们，它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武器库中。
在宫廷内，《警钟》获得居留权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审查科丘别伊枪击管家的案件21。皇后为那封向她谈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信哭过22；据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了表示他什么也不怕，曾这么说：“随你们向谁告状，哪怕向皇帝告状，向《警钟》写文章，我都不怕。”一个军官没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经要求我们披露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谢普金与格杰奥诺夫的纠纷，我已在别处讲过23——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几十个……
……戈尔恰科夫24看到《警钟》发表了国务会议秘密讨论农民问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说：“要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泄露了机密，谁能谈得这么准确详尽？”
国务会议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讨怎么制服《警钟》。大公无私的穆拉维约夫提议收买我；挂安德烈勋章的长颈鹿帕宁25认为不如用官职笼络我。戈尔恰科夫在这些“死魂灵”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对我是否会被收买表示怀疑，问帕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