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2/19页）

这是从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这样。随着1848年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成长和强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了，俄国人开始躲避我，怕与我接近……何况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绝返回俄国。那时旅游者极少。有时偶然来一个老朋友，讲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谈到回国便提心吊胆，临走时还得东张西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己的同胞。在尼斯的时候，阿·伊·萨布罗夫3坐了马车，带了一个听差来看我，这在我眼里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为。1852年我秘密路过法国时，在巴黎会见了几个俄国人，这是最后一批。在伦敦，我的家没有人上门。过了几周，几个月……

听不到俄国的语言，看不到俄国人的脸。4

没有人写信给我。米·谢·谢普金是我在伦敦见到的第一个从家里来的、多少还算熟悉的朋友。我已在另一个地方写过与他的会见。5他的到达对我说来仿佛是追荐亡人的星期六，我设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两人的心情像在参加葬礼。但真正衔着橄榄枝飞回方舟的鸽子6不是他，而是B医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后第一个来找我们的俄国人，那时我住在里士满的乔姆利洛奇，他总是惊讶不止，为什么它这么念，却要写成Cholmondeley Lodge。8谢普金带来的消息是悲观的，他自己的心情也闷闷不乐。B却从早到晚笑个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齿。他的消息充满了希望，正如英国人说的，充满了“乐观精神”——自从尼古拉死后，俄国便沉浸在这种乐观气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国严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条明亮的光带。确实，他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身体不好，但它们都消失在全社会生气勃勃的明朗画面中了，他本人便是这画面的一个写照。

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有时插几句问话，查询一下细节……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明白，或者估计到了他那些话对我的重大价值。

三年来的伦敦生活使我厌倦透了。我拼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么效果，而且我独自一人，与任何亲切的环境隔绝了。我和切尔涅茨基一页一页地印刷，然后把印好的小册子和书本一捆捆堆在特鲁布南的地下室里，几乎看不到把它们运过俄国边界的任何可能性。我不能不继续干，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线，古代日耳曼人迁移时随身携带的老家的家徽。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里踏实，有了武器。但是尽管这样，得不到反应的劳动使我厌倦，我的手放下了。信心一分钟一分钟在减少，它寻找着转机，但不仅找不到它们，而且听不到家里来的一句同情的话。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和尼古拉的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从远处是很难看清的，必须身临其境。现在B便体现了这一切，他证明，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有其事，大船动了，开始航行了。只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脸……便能相信他讲的一切——这样的脸在俄国已好久没有看到了……

俄国人所不习惯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听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时不禁脱下丝绒睡帽，像虔诚的西面10那样说道：“现在我可以安眠了。”是的，在漫长的阴雨之夜以后，在黎明中好好睡吧……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来了！

这样，格拉诺夫斯基死了……

……确实，我十三岁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终于到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穿着厚毛条纹夹克衫的孩子，与另一个“图谋不轨的孩子”（只是小一岁）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里，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的周围也是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后来又经历了监狱和流放，经历了异国的流亡生活，经历了革命的覆灭和反动的高涨，加上家庭的不幸，终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国的海岸上，只剩下了印刷所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