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3/28页）
1858年10月一个多雾的日子，布鲁厄姆勋爵16（他完全清楚，破旧的社会之舟已经百孔千疮，但还想靠我们这个世纪的一切力量给它修补漏洞）在利物浦召开了社会科学协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补船的麻屑和树胶问题。
会场上突然骚动了，脸色苍白、身患重病的欧文躺在担架上，被轻轻抬到了讲坛上。他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地从伦敦赶来的，为了向大家再讲一遍他的福音：社会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可以没有刽子手。布鲁厄姆勋爵尊敬地接待了老人——他们本来是老朋友；欧文慢慢站起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那是新的和谐，新的和谐的时代，但他的话停止了，力气用完了……布鲁厄姆替他讲完了这句话，做了个手势；老人俯下了身子——他已失去知觉，人们把他轻轻放上担架，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抬走；这个充满深刻敬意的场面震动了群众，他们仿佛觉得，一场不平凡的葬礼已从这里开始，一个伟大、神圣而历尽坎坷的生命熄灭了。
过了几天，欧文的身体好了一些，一天早上他要自己的朋友和助手里格比收拾行李，他想走了。
“回伦敦吗？”里格比问。
“不，现在带我到我出生的地方去，我要葬在那儿。”
于是里格比把老人带到了蒙哥马利郡的新城镇，八十八年前这个古怪的人，工厂主中间的使徒，便出生在那儿……
“他停止呼吸时这么安静，”他的大儿子写道，他终于赶到了新城镇，“我当时握着他的手，几乎没有发觉；他没有一点挣扎，没有一个抽搐的动作。”确实，不论英国还是全世界，也同样没有发觉，这位证明人类无罪的辩护人悄悄停止了呼吸。
英国牧师不顾他的朋友的拦阻，给他念了安魂祈祷；朋友不多，葬仪结束后便走了。只有托马斯·艾尔索普17勇敢地、正直地提出了抗议，但是——“一切都过去了”。18
我想对他讲几句话，但是大家旋风似的一下子走光了，我什么也没做，他那悲剧的影子离我越来越远，消失在攒动的人群、急剧变化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尘雾后面了。前几天，我突然想起了欧文，我决定写点什么谈谈他。
翻阅《威斯敏斯特评论》时，我发现了谈论他的一篇文章，我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读得很仔细。作者不是欧文的敌人，他稳重，审慎，能够对功绩给予适当的评价，对缺点给予合理的批评，然而我合上书时，还是有一种痛苦和委屈的奇怪感觉，心里闷闷不乐，几乎对它叙述的一切感到愤慨。
也许我病了，情绪不好，不能理解？……我又拿起杂志，又读了几段，感觉还是那样。
“欧文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对公众说来没有任何意义。
“无益的生活，这是提早死亡。19
“他召集大会，但是几乎没有人参加，因为他只是反复弹他的老调，那些大家早已忘记了的原则。有的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