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4/14页）

有一次，我当着一个德国侨民的面给一位英国夫人发信。

“您怎么啦？”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不禁扔下了信，以为他在信封上看到了蝎子呢。

他说：“在英国，信总是折成三折，不是折成四折的，何况您这信是寄给一位夫人的，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呢！”

我刚到伦敦不久，去找过一个熟悉的德国医生。他不在家，我便在他桌上留了一张条子，大致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先生，我到了伦敦，很想见见您，希拨冗于晚上驾临某某酒店，以便像从前那样饮酒谈心，一叙契阔。”医生没有来，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内容如下：“赫先生，十分抱歉，我未能应邀前来，目前俗务繁多，实无法抽身也。但日内当专诚到府上拜谒……”

“怎么，请这个医生看病的人不少吗？”我问一个德国的解放者，也就是那个蒙他不弃，告诉我英国人要把信折成三折的人。

“哪儿的话，他在伦敦生意不好，生活相当困难呢。”

“那么他在干什么？”我把便条拿给他看。

他笑了笑，然后向我指出，我不该把便条不加信封留在医生桌上，因为便条上写着要与他一起喝酒呢。

“而且为什么要上这家酒店？那儿什么人都有。英国人是在家中喝酒的。”

“太遗憾了，”我说，“知识总是来得太晚，现在我知道应该约医生上哪儿了，但我大概不会再约他了。”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我们那些盼望人民起义，盼望亲戚接济，盼望不劳而获的人。

要一个不劳动的人开始劳动，并不像想象那么容易，尽管许多人以为，如果必要，有了工作，又有了锤子和凿子，人们就会去劳动。劳动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丢开私心杂念。流亡者大多是文化界和“上层社会”中的下层人物，报馆里的苦工，初出茅庐的律师；在英国他们没法靠自己的老本行谋生，别的他们又干不来，而且认为不值得干，因此老是竖起耳朵在听，警钟有没有敲响；这样过了十年，十五年，警钟还是没有敲响。

他们生活在绝望和苦恼中，没有衣服，没有明天的保障，家庭人口却在增加，他们只得闭上眼睛，怀着侥幸心理投机取巧。但是他们的打算往往落空，投机也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打的都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投机也不是靠资本，只是靠想入非非，胡乱猜测，肚里又满腹怨恨，无法应付最简单的问题，又缺乏坚持不懈的毅力，不能忍受开头充满荆棘的几步。如果失败，他们便用缺少资金安慰自己：“要是再有一两百镑，成功便易如反掌！”确实，资金不足是个不利条件，但这是劳动者的普遍命运。他们的打算简直无奇不有——有的想合股做生意，从勒阿弗尔贩运鸡蛋，有的想发明印制商标用的特种墨水，有的要制造一种可以使最难喝的伏特加变成可口饮料的香精。但是在为这些异想天开的计划寻找伙伴和资金的同时，不能不吃饭，不穿衣服，不怕东北风，也不怕英格兰女儿们看到了羞涩得无地自容。

为此采取了两种应急措施：一种非常枯燥，也无利可图，另一种同样无利可图，但非常有趣。安静而坐得定的人便去教书，尽管他们以前从未教过书，甚至可能从未读过书。竞争大大降低了价钱。

这里有一则广告可作例子，它是一位七十高龄的老翁登在报上的，我猜想，这人应该是独立的抗议者，不是集体的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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