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五章（第5/9页）
一个老英国人为了向法国人说明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不同，这么说道：“您瞧，你们是热烈地吃你们的冷牛肉，我们却是冷静地吃我们的热牛排。”这就是他们能活到八十高龄的缘故……
……在我继续谈这件案子以前，我还得说明一下，那位警察为什么请我吸鼻烟。审问的第一天，我坐在速记员的长凳上，贝尔纳被带进被告席时扫了一眼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没有找到一个熟人；他垂下视线，向附近打量，遇到了我的目光，朝我稍微点了点头，似乎在问，我是否愿意承认与他认识，我站起身，向他友好地弯了弯腰。这是在审问开始前的一刹那，也就是大厅中鸦雀无声的时刻之一，这时连衣服的窸窣声也能听到，一点细小的动作也能发觉。桑德斯，伦敦警察局侦缉处的负责人之一，小声向手下的一个人说了句什么，大概是吩咐他监视我，因为他用手指向一个侦探简单地指了指我，这以后这个侦探便一直盯住了我。对那位长官的另眼相看，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法官休息时，我离开了一刻钟，到一家小酒店喝一杯啤酒，回到大厅已找不到座位，那个警察便向我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座位。另一个警察在门口拦住我，那人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便放我入内了。还有一次我把帽子放在窗台上忘记了，拥挤的人群使我与它完全隔绝，当我想起时，已不可能再去取它，我正抬头张望，感到束手无策，那个警察马上叫我放心：
“您大概在找帽子吧，我会替您拿来。”
这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同事会请我吸火红色的苏格兰鼻烟了。
与侦探的友好交往不仅在当时，甚至以后也对我大有好处。一天，我在特鲁布南店里买了一本书坐上公共马车，把书忘在车上，下了车才想起，马车已经驶走。我赶到城里，向马车站打听，我的侦探来了，扬手向我招呼。
“看到您很高兴，也许您能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尽快找到我的书。”
“公共马车是什么名字？”
“这样的名字。”
“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
“这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找去。”过了一刻钟，书已回到我手中。
菲茨罗伊·凯利用干巴巴的声调，愤怒的表情，宣读了起诉书；坎贝尔念了证词，陪审员们退庭了。
我走到律师席，问一个辩护士，他觉得案子会怎样？
“情况不妙，”他说，“我几乎相信，陪审员的裁决必然对他不利。”
“太糟了。难道他……？”
“不，我并不认为这么严重，”辩护士打断了我的话，“不过他大概会被放逐，一切都取决于法官。”
法庭里相当嘈杂，到处是大笑声，讲话声，咳嗽声。一个市参议员取下自己的表链拿给夫人们看，表链粗粗的，从一双手递到另一双手。“它不会被什么人偷走吗？”我心里想。过了两小时，铃声响了，坎贝尔重又走上法官席，后面是波洛克，一个衰弱的瘦瘦的老人，他担任过夏洛特王后29的律师；最后，另外两个法官也坐下了。庭丁报告道，陪审团已经取得一致意见。
“请陪审员们上庭！”坎贝尔说。
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我向周围看看，人们的脸色变了，显得更苍白，更紧张，眼睛睁得大大的，妇女们在哆嗦。在这片沉寂中，在这黑压压的人群面前，照例的几句问话和宣誓都变得异常庄严。贝尔纳把两手合抱在胸前，安详地站着，脸色比平时苍白一些（在整个审问过程中，他的态度都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