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二章 山 峰（第3/11页）

我又作了两三次尝试，但他已有所戒备，开始生气了，回答得很不耐烦……我怀着忧郁的心情，不再开口；以前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么不耐烦。

“我非常感谢您，”他想了一下说道，“我应该知道我的朋友们的想法，我准备斟酌他们的每一个意见，考虑他们的每一个要求，但是否同意，这是另一回事；我不仅在良心和上帝面前，而且在意大利人民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我的使命没有完成。

马志尼那时已在考虑1853年2月3日的计划24；事情对他说来已经决定，但他的朋友们并不赞成。

“您认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吗？”

“不认识。”

“您希望认识他们吗？”

“很希望。”

“您应该见见他们，我给您写几个字介绍一下。您可以把您离开意大利前看到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听。”他拿起笔写了便条，继续道： “赖德律-洛兰是世界上最温和的人，但也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坚决相信，没有法国的革命，欧洲就不能前进一步，法国人是打头阵的！……可是现在法国的先锋作用在哪儿？其实，以前推动法国的思想也来自意大利或英国。您会看到，革命的新时代将从意大利开始！您认为怎么样？”

“我向您承认，我不认为这样。”

“怎么，”他笑道，“那得从斯拉夫民族开始？”

“我没有这么讲。赖德律-洛兰的信心根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只要法国还处在目前我们看到的那种意志消沉的状态，欧洲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

“这么说，您也依然相信法国的权威地位？”

“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庞大军队，以及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的天然支持，都决定了它的这种地位。”25

“法国睡着了，我们会唤醒它。”

我只得说：“但愿上帝保佑，您的话能如愿以偿！”

我们两人谁正确，那时加里波第已经指出了。我在另一个地方谈到过我和他在西印度码头，在他的美洲轮船“共和号”上的会见。

当时我们在他那儿用早餐，在座的有奥尔西尼、豪格和我。加里波第谈到了他和马志尼的伟大友谊，同时坦率地说明了他对1853年2月3日事件的意见（这是在1854年春季），随即又表示，各派力量必须联合成一个战斗的集体才成。

那天晚上我们汇集在一家人家，加里波第并不愉快，马志尼从口袋里掏出《人民意大利报》，指给他看一篇文章。加里波第看过后，说道：

“对，文章很大胆，但也是非常有害的；我不妨老实说，为了这样的文章，记者或作者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目前我们只有一支军队——撒丁王国的军队，有人却在这种时候不遗余力地挑动我们和皮埃蒙特之间的不和！这种轻率和不必要的鲁莽态度简直与犯罪没有两样。”

马志尼为报纸辩护，加里波第更气愤了。

当我们离开轮船时，他曾说，夜里回码头太晚了，他得住在旅馆里，我请他别上旅馆，可以到我家中过夜，加里波第答应了。

他和马志尼谈话后，便被一群什么也不怕的妇女大军团团围住了，只得采取迂回曲折、以退为进的策略，才突出重围，走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上说道：

“您要待到几点钟？”

“马上就走也可以。”

“那就劳驾走吧。”

我们走了，在街上他对我说：

“我很遗憾，非常遗憾，培波26这么执迷不悟，尽管他的愿望非常高尚，非常纯洁。刚才我简直不能忍耐，他在煽动自己的学生跟皮埃蒙特作对，还自以为得计。您想，如果那位国王干脆投向反动派一边，那么在意大利自由的呼声就会沉寂了，连最后的支持者也没有了。共和，共和！我从来就是共和主义者，一辈子都是，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共和。对意大利的群众，我比马志尼了解得清楚，我跟他们在一起，过着他们的生活。马志尼了解有教养的意大利，可以左右它的知识阶级；但是要赶走奥地利人和教皇，你不能靠他们组织军队。对于群众，对于意大利人民，只有一面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