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4/29页）

这段插话在这里也许并不恰当。

萨佐诺夫确实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葬送了自己的无穷精力，在国外的各种小事中消磨了一生，像一个初次出战便被俘虏的士兵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中间。

我们在1834年被关进监狱时，萨佐诺夫和凯切尔不知出现了什么奇迹，竟然没有遭殃。他们两人住在莫斯科几乎足不离户，讲话很多，但写信很少，我们任何人家中都没有他们的信。我们被送去流放了，萨佐诺夫的母亲却给他弄了一张出国的护照，到了意大利。他的命运从此与我们分开，18也许这就为他奠定了今后生活的基础——他像一颗没有固定轨迹的行星，无声无息地陨落了。

过了一年，他回到了莫斯科，这是上一皇朝最沉闷、最难以忍受的时期之一。他在莫斯科遇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到处都找不到一点同情的影子，一句热情的话语。我们还在流放，把过去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靠回忆和希望打发日子，一边工作，一边熟悉外省粗野的现实生活。

在莫斯科，一切都使萨佐诺夫怀念我们。老朋友中，只有凯切尔一人还在，可是萨佐诺夫拘泥古板，保持着贵族作风，越来越觉得与凯切尔格格不入。我们已经说过，凯切尔是自觉的野人——从文明人中涌现的野人，库珀的拓荒者19，他主张恢复人类的原始状态，粗野是他的原则，不修边幅是他的理论，这个三十五岁的大学生却要扮演席勒式青年的角色。

萨佐诺夫在莫斯科百无聊赖——枯燥的生活弄得他无计可施，他用不着为生活奔波，又没有事情可做。他试图迁居彼得堡，但那更糟；他不能长期这么下去，便远走巴黎，可是并无一定的打算。那个时期，巴黎和法国还对我们保持着自己的全部魅力。我们的旅游者为法国生活金碧辉煌的外表所陶醉，对它粗糙丑陋的方面却一无所知；自由派的言论，贝朗瑞的诗歌，菲利蓬的漫画，一切都使他们兴奋不已。萨佐诺夫也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他也无所事事；就他而言，只是热闹快乐的闲散生活代替了沉闷压抑的生活。在俄国他被缚住了手脚，在这里他却与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毫不相干。另一种没有目标的、不安而烦躁的漫长岁月，又在巴黎开始了。集中思想，沉浸在内心的活动中，不期待外在的推动力，他做不到这些，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对科学的纯客观的兴趣，在他身上并不浓厚。他寻找着另一种活动，也准备从事任何工作，但必须是引人注目的，能够立即应用的，具有实际价值，又能在大庭广众中，在朋友的鼓掌和敌人的叫嚷声中付之实现的；找不到这样的工作，他只得沉湎在巴黎的花天酒地中了。

……然而回忆起我们在大学的理想，他的眼睛便会发亮，泪水便会夺眶而出……在他受到损害的自尊心后面还保存着俄国最近会发生革命的信念，他要在这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觉得，他的饮酒作乐只是逢场作戏，是在那个伟大事业到来前的暂时消遣；他相信，总有一天晚上他会从英吉利咖啡馆被叫走，然后前往俄国管理国家……他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焦急地等待着那个时刻，到那时他便得认真参与一切，作出各种决定……

……在巴黎最初的热闹日子之后，更严肃的谈话开始了，这时大家立即发现，我们唱的不是一个调子。萨佐诺夫和巴枯宁表示不满（正如后来维索茨基20和波兰中央委员会21的成员一样），因为我带来的消息大多只与文学界和大学生活有关，与政治关系不大。他们希望我谈的是党派、社会和政府危机（在尼古拉治下！），反政府活动（在1847年！），可我讲的是大学讲台，格拉诺夫斯基的公开学术报告，别林斯基的文章，大学生、甚至中学生的情绪。他们与俄国生活过于疏远了，过于沉醉在“世界革命”和法国问题中了，忘记了在我国《死魂灵》的发表是比任命两个帕斯克维奇22作俄军元帅和两个菲拉列特23作莫斯科都主教更重要的事。他们听不到准确的消息，看不到俄国的书报杂志，对俄国只能从理论上，从回忆中去理解，而回忆，这是经过时间的折射之后难免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