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2/29页）

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便怀着一个坚定的目标，要学习十二月党人，按照他们的方式，在这里奠定一个组织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信徒和追随者。第一个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同学便是萨佐诺夫；我们发现他完全具备条件，很快与他建立了友谊。他自觉地伸出了手，第二天又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同学10。

萨佐诺夫具有显著的才能和突出的自尊心。他十八岁，也许还不到，尽管这样，他学习勤奋，什么书都读。他力求超过所有的同学，认为任何人都比不上他。因此大家与其说爱他，不如说尊敬他。他那个朋友生得很漂亮，性格温柔，有点像小姑娘，与他正好相反，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充满着爱和忠诚，简直像刚离开母亲的翅膀，怀着高尚的意愿和幼稚的幻想，希望得到温暖和爱护，紧紧偎依着我们，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思想他可以献出一切——这是弗拉基米尔·连斯基11的性格，韦涅维季诺夫12的性格。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坐在梯形教室的同一排座位上，彼此亲密无间，意识到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联系，共同的秘密，共同的准备牺牲的决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怀着自豪和爱望着周围那许多年轻而美好的脸，仿佛那是我们亲如手足的教民——这样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们互相手携着手，一丝不苟地在我们这年轻的“世界”13里到处宣讲自由和斗争，像四个教士14手里拿了四本福音书在参加复活节祈祷。

我们时时处处进行宣传……然而我们究竟在宣传什么，这很难说。思想是模糊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同一个革命，宣传宪政和共和制，提倡阅读政治书籍，企图把一切力量团结在一个组织中。但是宣传得最多的是对一切暴力、一切专制统治的憎恨。

我们的团体实际上从未组成，但是我们的宣传却在所有各系深深扎下了根，还远远超出了大学的围墙。

从那时起，在我们整个一生中，从大学的课堂到伦敦的印刷所，我们的宣传从未中断。我们的一生便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少年时代的纲领。根据我们所触及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事物，不难看到它的线索，在报刊中，在讲台上，在文学界，它都有所表现……我们的宣传尽管形态有所改变，有所发展，但始终忠诚不渝，把自己特有的观念灌注在周围的一切中。政府的压制提高了我们的声望，监狱和流放成了我们当之无愧的台座。我们回到莫斯科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权威”。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和巴枯宁与我们汇合了，我们在《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又使我们与彼得堡皇村学校学生和文学青年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正如十二月党人是我们的兄长，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我们的弟弟。

关于我们的圈子，由于我是它的成员便对它避而不谈，这是虚伪的，愚蠢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叙述中，谈到那个时代，那些30和40年代的老朋友们，我还故意要多谈几句，我得说，我不怕重复，只希望年轻的一代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它不了解他们，忘记、轻视和摈弃他们，似乎他们只是一些不切实际、没有实践能力、不知道前进方向的人；它对他们生气，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他们，把他们看作落伍的人，多余的人，游手好闲的人，空谈家和幻想家，忘记了在评价过去的人物，他们的意义和“成色”时，主要不是看他们知识总量的多少，过去和现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如何不同，而是看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力量。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甚至错误的历史态度。现在萨图恩15老人不应再吃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们也不应该学堪察加人，杀死自己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