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3/29页）

谈到我们当时的同志，我要勇敢地、自豪地再说一次：“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代青年，这么才华横溢、纯洁高尚、聪明忠诚的人，我从未遇到过”，尽管我漂泊各地，见过各种人物，包括反动的和革命的。我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那个亲密的圈子，我这些话同样适用于斯坦克维奇小组和斯拉夫派。这些年轻人被骇人的现实吓坏了，在黑暗和令人窒息的苦闷中不顾一切地寻找出路。他们出于自己的信念，放弃了其他人奋力追求的目标——社会地位，财富，总之，传统生活为他们提供的一切，无视环境的诱惑，家庭强迫他们接受的榜样，始终忠于这些信念。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简单地放进档案库，从记忆中一笔勾销的。

他们遭到迫害，被送上法庭，关进监狱，受到流放，押解，凌辱，欺压，但他们依然坚定不移；经过十年，他们还是那样，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也还是那样。

我要争取使他们受到承认并获得公正的待遇。

与这个简单的要求背道而驰，我听到了一些离奇说法，而且不止一次：

“你们，尤其是十二月党人，只是革命思想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你们，你们从事的活动只是奢侈品和诗歌；你们自己说，你们牺牲了社会地位，你们是有财产的，因此对于你们，革命不是面包和人的生活的问题，不是生和死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被处决者，是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回答道。

“最低限度不是不可避免的生死存亡问题。你们愿意当革命家，这自然比你们愿意当枢密官或省长好一些；可是对于我们，与现存秩序的斗争，这不是选择，而是我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我们与你们之间的区别，正如落水的人和游泳的人之间的区别一样：两者都需要泅水，但一个是出于必要，另一个是出于爱好。”

只因人们出于内心的向往做了别人出于必要所做的事，便否定他们的活动，不予以承认，这无异是说，只有出于无奈，不得不实行禁欲的人才是真正的禁欲主义者。

这种极端观点在我们中间流传很广，尽管它们的根并不深，但像洋姜一样极难铲除。

我们是了不起的推理家和教条主义者。这种德国人的能耐在我们这里还取得了民族特色，即所谓阿拉克切耶夫气质，那种冷酷残忍、以杀戮为能事的刽子手作风。阿拉克切耶夫给近卫军官兵作出了榜样，把农民活活鞭打致死；我们则扼杀思想、艺术、人道、过去的活动家和需要扼杀的一切。我们以无所畏惧的队列，整齐统一的步伐，不顾任何界限向前挺进，我们可以违背真理，但不能违背我们自己的逻辑；我们的推理永无止境，忘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和对它的真实理解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极限，真理和美的极限，也是机器能永远保持平衡的摇摆幅度。

匮乏者以唯一的受害人自居，企图独占社会的痛苦，垄断社会的不幸，这是不合理的，正如一切独占和垄断都不合理一样。单凭福音的仁慈精神或民主主义的不平心理，人们所能做到的不外是施舍和强制剥夺，不外是平分财产和普遍贫困。在教会中，这仍是一个玩弄辞藻的题目，同情精神的感伤表演；在极端民主派中，正如蒲鲁东指出的，这依然是不平和仇恨两种感情，而它们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建设性的思想，都对实际毫无帮助。

那么，那些虽未亲身经历，但了解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的人，不仅向他们指出这一点，而且想向他们指明出路，又有什么过错呢？圣西门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16，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也不是由于没有饭吃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使徒的17。

那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热情、善意和远见。我本来不想提起这问题，但是在它的黑名单上，除了我们，还出现了早期的拓荒者和播种者——我们所深深敬爱的十二月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