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4/12页）

二月革命后，蒲鲁东曾预言法国在走向何处，他千百次地反复道：“当心，这不是闹着玩的，站在你们门口的不是喀提利纳34，是死亡。”法国人耸耸肩膀。骷髅，大镰刀，沙漏35——死神的这套仪仗根本没有出现，这怎么是死亡，这只是“暂时的曲折，一个伟大民族的饭后瞌睡”！最后许多人终于看到，事情不妙。但蒲鲁东不像别人那么泄气，也不太惊慌，因为他预见到了一切；于是人们不仅责备他心肠太硬，而且怪他说了不吉利的话才招来了灾祸。据说，中国皇帝每年听到宫廷占星官报告白天开始缩短时，总要揪他的头发。

蒲鲁东的才能确实叫法国的空谈家们大为恼火，他的嘴巴得罪了他们。革命发展了自己的清教思想，那种缺乏任何容忍精神的狭隘观念，那些必不可少的行话，凡是不按照这格式写的一切都遭到爱国者的反对，就像俄国的法官一样。除非碰到具有神圣传统象征的书籍，如《社会契约》和《人权宣言》36，他们的批评才只得停止。作为信仰的人，他们憎恶分析和怀疑；作为从事密谋活动的人，他们一切都共同行动，一切都为了党派的利益。他们像仇视叛逆一样仇视独立的思想，甚至过去的独创性见解也遭到他们的非议。路易·勃朗几乎不能容忍蒙田的怪诞才华。37这种高卢感情竭力用群体代替个体，他们追求平均，追求军队式的统一，追求集权，即追求专制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法国人的亵渎神明和尖刻评论，大多出自淘气，任性，戏弄的快感，并非由于分析的要求和折磨心灵的怀疑精神。他们有不计其数的小偏见，无关大局的信条，为了这些他们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奋不顾身，像分裂派教徒一样固执。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宽恕蒙田和蒲鲁东的自由思想和对公认的偶像的蔑视。他们像彼得堡的书报审查官，允许侮弄九等文官，但不准碰一下三等文官的毫毛。1850年，埃·吉拉尔丹在《新闻报》38上发表了一个勇敢的新见解，说权利的基础不是永恒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一阵叫嚣——谩骂，喊叫，指责闹成一片，纷纷攻击它违反道德，这阵叫嚣由《法兰西公报》39发难以后持续了好几个月。

参与重建《人民报》那样的喉舌，这是值得作出牺牲的。我写信给萨佐诺夫和霍耶茨基40，表示同意提供保证金。

那时以前，我与蒲鲁东并无深交，只是在巴枯宁家遇见过两次，但他与巴枯宁非常接近。那时巴枯宁和阿·雷海尔41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蒲鲁东时常上那儿听雷海尔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和巴枯宁讲黑格尔，但哲学辩论比听交响乐时间更长。它们使人想起巴枯宁和霍米亚科夫当年在恰达耶夫家，在叶拉金娜家进行的那些著名的通宵长谈，那时谈的也是那位黑格尔。1847年，卡尔·福格特也住在布尔戈尼街，也常去拜访雷海尔和巴枯宁，一天晚上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现象学，感到厌烦，便回家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又来找雷海尔，因为两人要一起上植物园；他吃了一惊，发现尽管时间很早，巴枯宁的书房里已有谈话声，他推开门，只见蒲鲁东和巴枯宁仍坐在原处，面对着快熄灭的壁炉，正在用简短的话结束昨天晚上开始的辩论。

起先我不想学俄国同胞的样子，在大人物面前扮演低声下气的角色，因此甚至不愿同蒲鲁东太接近，这态度看来不是完全错的。他给我的回信很客气，但也很冷淡，显得有些矜持。

一开始我就想让他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不是发疯的俄国王公，我掏出钱来不是因为觉得革命好玩，尤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对法国政论界名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如果他肯接受两万四千法郎赠款，我便会感激不尽，最后，我更不是一个颟顸无知的匿名投资者，认为给《人民之声报》这样的报纸缴纳保证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