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3/12页）

思想的停滞僵化属于宗教界和学院派，他们宁可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不与人往来，或者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拒绝生活带来的一切新事物……或者最低限度，不关心那一切。符合实际的真理必然处在形势的影响下，既反映它们，又忠于自己，否则它就不是活的真理，成了脱离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的静止的、笼罩在神圣的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永恒真理。27

有时我不免问，蒲鲁东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违背过自己观点中的某些基本原则？我每次得到的回答都说，他在政治上的过错，在革命策略上的失误，便是这样。当然，他作为报刊编辑，应该对那些政治错误负责，但即使在这些方面他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观点；相反，他的一部分错误正来源于他相信自己的原则，超过了对他所从属的党派的信任，因为形势使他参加了那一派，但他与它毫无共同之处，把他与它联合在一起的只是对共同敌人的憎恨。

政治活动不是他有力的方面，他的思想，那用他的辩证法全副武装起来的思想，也并不建立在那个基础上。正好相反，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从老自由主义和立宪共和主义意义上说的政治，在他心目中，只占有次要地位，只是一种半死亡的、正在消逝的东西。他所关心的不是政治问题，他准备作出让步，因为他并不赋予形式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它们不是本质。这正如抛弃了基督教观点的人对宗教问题采取的态度一样。我可以承认新教具有合乎宪政的精神，它比天主教的专制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则，但我不会重视传道和教会的问题；因此我可能造成的错误，作出的让步，往往是每个最普通的神学士或教区牧师也可以避免的。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按照它的组成方式，对蒲鲁东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的个性在这个有产者的巢穴中得不到发挥。28蒲鲁东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中说，他在议会中很不自在。确实，像他这样的人在那儿能做什么呢？关于马拉斯特宪法29，那只由七百人花了七个月时间培植出来的酸苹果，蒲鲁东说道：“我投票反对你们的宪法，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坏宪法，也因为它是一部宪法。”

议会中的那些无耻之徒对他的一次发言大肆叫嚷：“把发言稿送往《总汇通报》30，把发言人送进疯人院！”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历山大主教带领他的修士们手拿棍棒，以“上帝之母”的名义在普世教会会议上大打出手起31，到华盛顿的参议员们为了黑奴问题彼此棍棒相向为止32，议会中的这类风波还是不多的。

但即使在这种场合，蒲鲁东仍在一片谩骂声中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给人们留下了光辉的印象。

梯也尔在反驳蒲鲁东的财政计划时，曾旁敲侧击地提到散布这类理论33的人道德上的腐化堕落。蒲鲁东立即走上讲坛，挺起有点驼背的、在田野上长大的矮壮身子，声色俱厉地向面露微笑的老人说道：

“您可以谈财政问题，但不要涉及道德问题，否则我可能认为这是人身攻击，这点我已在委员会中向您声明过了。如果您还不罢休，那么我……我不会提出与您决斗（梯也尔笑了笑）。不，您的死对我算不得什么，它什么也不能证明。我要向您提出另一种战斗。就在这里，在这个讲坛上，我可以把我一生的经历全部讲给大家听，如果我忘记了什么，或者隐瞒了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指出。然后请我的对手也这么做，把他的一生讲给大家听听！”

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了梯也尔，只见他皱紧眉头坐在那儿，笑容已从他脸上完全消失，他没有再回答一个字。

心怀敌意的议员们不再作声，蒲鲁东露出鄙夷的目光望着那些宗教和家庭的保卫者，走下了讲坛。这便是他的力量之所在——在他的话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新世界的声音，它带着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惩罚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