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2/12页）

这种对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否定和破坏，正是蒲鲁东的巨大力量所在。他像黑格尔一样是辩证法的诗人，不同的仅在于一个坚守在科学运动平静的山峰上，另一个却闯进了人民运动的浑浊天地，短兵相接的党派斗争。

蒲鲁东标志着法国思想界一群新人的开始。他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历史上，而且在法国逻辑思想史上构成了一大转变。从辩证精神的强大而言，他比最有才能的法国人更加高明，更加自由。那些单纯而聪明的人，如皮埃尔·勒鲁14和孔西德朗15，不理解他的出发点和他的方法。他们习惯于玩弄业已定型的思想，穿现成的衣衫，走平坦的道路，奔向熟悉的地点。蒲鲁东往往毫不犹豫地向前猛冲，不怕在路上踹坏任何事物，既不惜摧毁遇到的一切，也不担心走得太远。他没有那种感伤精神，也没有那种字斟句酌的革命的贞洁癖，那种在法国人那儿顶替了新教虔诚派精神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人中间也是孤立的，他的力量往往只是令人畏惧，而不是信服。

人们认为蒲鲁东具有德国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他的头脑完全是法国式的，他有的是高卢法兰克人传统的才智，它曾出现在拉伯雷、蒙田、伏尔泰和狄德罗……甚至帕斯卡尔16身上。他只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他也吸收天主教教义论争中的一切方法一样；但是不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天主教神学，都没有成为他的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对他而言，这一切只是工具，他只是用它们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应用和改进这些工具，正如他为自己强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应用法兰西语言一样。这样的人过于坚强，总是用自己的脚站立，不会向任何事物屈服，让自己被人牵着鼻子走路。

一个英国旅游者对蒲鲁东说道：“我非常喜欢您的体系。”

蒲鲁东不满地答道：“但是我没有任何体系。”这是对的。

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同胞们感到困惑，他们习惯了寓言后面的道德说教，习惯了有条不紊的公式和标题，习惯了包医百病的抽象处方。

蒲鲁东坐在病人床边说，他已病入膏肓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但是向垂死的人提出理想的理论，说他怎样便能身体健康，不致生病，或者向他推荐一种尽管十分灵验，但他不能服用，或者根本找不到的药，那是毫无用处的。

对于他，金融世界的外在征状和现象正如动物的牙齿之于居维叶17一样，他可以循着这梯子深入到社会生活秘密的底层；他根据它们研究驱使病体走向毁灭的力量。18如果他在每个发现之后宣称死亡又逼近了一步，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吗？这里没有大惊失色的亲属——我们自己就在这死亡之列。人们愤怒地高呼：“拿药来！拿药来！否则就请你对疾病保持沉默！”可是为什么要沉默？只有在专制统治下才不准谈论谷物的歉收，瘟疫和战争的伤亡人数。药显然不易找到，从动荡不安、血流成河的1793年以来，法国进行的试验还少吗？人们想用胜利和剧烈运动医治它，强使它进军埃及，进军俄国，用议会制度和投机买卖，小共和国和小拿破仑19医治它——它的病减轻了没有？蒲鲁东本人也根据自己的病理诊断作过一次尝试，结果在“人民银行”20上出了洋相——尽管从这一思想本身来看他是正确的。不幸他不相信咒语，要不然他会向每一个人大声疾呼：“各民族的团结！各民族的联合！全人类的共和国！全世界的团结！民主主义的伟大军队！”他没有运用这些词句，没有宽恕革命的守旧派，正因为这样，法国人才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差点没把他归入变节者和叛徒的行列。

蒲鲁东的著作，从《论私有财产》21到《交易所指南》22，我都记得；他的思想变化很大——这是必然的，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还像《聪明误》中的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那样依然吹他的A小调二重奏23。但正是在这些变化中，内在的统一特别显著，从他在贝桑松学院写的学位论文起，直到不久前就交易所的伤风败俗所作的“骇人之歌”24，都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思想线索；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形态变化，只是客观局势的反映，这在论政治经济的《矛盾》25，在他的《自白》26的报刊文章中，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