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4/9页）

“我很高兴……但是，”他说，把笔举在手中，露出坦率的神色望着我的眼睛，“亲爱的男爵，归根结底，这封信可能使我和俄国闹翻，难道您以为我会为五厘的佣金便在信上签字吗？”

我没有作声。

“首先，”他继续道，“加塞尔要花钱，在贵国是什么都得花钱的——这一切当然都得由您负担，除此以外……您愿意给多少？”

“我认为，”我说，“这应该由您提出，我只是同意而已。”

“那么百分之五怎么样？这不算多。”

“让我考虑一下……”

我只是想算一算账。

“您考虑吧……不过，”他露出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嘲笑，又道，“您可以不花钱办成这事，因为您母亲的权利是不容否定的，她是符腾堡公国11的臣民，您不妨向斯图加特提出申诉，它的外交大臣势必出面维护她的权利，迫使俄国付款。老实说，我但愿能摆脱这件麻烦事呢。”

这时有人来了。我离开那儿，走进了大办公厅，心里对他的目光和问题中流露的原始的纯朴色彩不免觉得惊讶。如果他要求百分之十或十五，当时我也只得答应。他的帮助对我是必不可少的，他明白这一点，因此才拿那个早已俄国化的符腾堡公国来捉弄我。然而我们不能不受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支配，哪怕马车夫为某段路程只要二十戈比，我们仍得还个价，只给他十五戈比；我自然也得照此行事，因此没有任何根据便对舒姆贝格12说，我认为应该减少百分之一。舒姆贝格答应转告，请我过半小时再去。

半小时后，我又来到拉斐特街上金融大王的冬宫，走上楼梯时，尼古拉皇上的那位对手正好下楼。

“舒姆贝格对我讲过了，”金融大王露出仁慈的笑容对我说，一边庄重地伸出了尊贵的手，“信已由我签字发出。您会看到，他们怎么改变态度，我只让他们明白，跟我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想：“但不是为了五厘佣金。”除了感恩戴德，我真应该跪下去向他宣誓效忠才好，不过我只是回答道：

“如果您有充分把握，最好吩咐他们给我开个户头，哪怕先开总数的一半也好。”

“可以。”这位大皇帝答道，随即走到了拉斐特街上。

我向皇上鞠躬告别以后，便上德奥尔餐厅了，好在它已不远。

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半月，那位不肯付款的彼得堡一级商人尼古拉·罗曼诺夫13慑于债权人会议和“在报上公告周知”的威力，遵照罗特希尔德皇上的旨意，发还了非法扣留的本金、利息和利息的利息，他的辩解是他不了解法律，从他的社会地位看，他确实并不了解。

从那时起，我与罗特希尔德建立了最友好的关系；他喜欢我，因为我是他打败尼古拉的战场：我有些像他的马伦戈或奥斯特利茨14，他好几次当着我的面谈到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时，脸上还露出得意的微笑，对战败的对手表现了宽容的态度。

这时期我住在和平大街的米拉波饭店，为这事我花了将近半年工夫。到了四月，一天早晨，茶房对我说，有位先生在大厅等我，要求立刻与我见面。我走进大厅，只见那儿站着一个官员似的老人，一见我便满脸堆笑地说：

“我是杜伊勒里区警察局长某某。”

“很高兴见到您。”

“请允许我向您宣读内政部的一份命令，它涉及阁下，是由巴黎警察局长转发给我的。”

“劳驾念吧，这是椅子。”

“命令如下15：根据1849年11月13日及21日，以及12月3日之法令第七款，内政部长有权从法国境内驱逐可能在法国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之任何外国人，巴黎警察局长现根据内政部1850年1月3日通知，特决定如下：

“该名叫（le N-é，即nommé，但这不是指‘上面提到的人’，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提到过我，这种不合文法的措辞是为了尽可能贬低一个人）亚历山大·赫尔岑之人，现年四十岁（多算了两年），俄国臣民，居住某处，在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离开巴黎，并在最短时间内离开法国国境。